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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卞建林、孔祥伟：论刑事诉讼法的修法技术——由2018年《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展开 |
| 【内容摘要】 自1979年至今，我国《刑事诉讼法》历经三次修正，既有1996年、2012年两次整体大修，也有2018年的局部调整。当前，全面评估刑事诉讼法典的修订状况与发展历程，已成为承前启后推进刑事诉讼制度科学立法的重要课题。在立法论上，修法模式、修法机关、条序整理构成了法律修改技术的三项核心要件。其中，《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模式既取决于诉讼规范的法典化程度，又反作用于法典体系的维持和完善 |
| Time:2020-1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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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维鹏：示意证据规则建构 |
| 一、导言 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推动下的“智慧司法”建设、各种科技类证据的发展以及庭审实质化下控辩水平的提高，我国刑事庭审环境相应发生重大变化——高效庭审和实质庭审并进。此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发挥庭审效果，业已成为控、辩、审三方共同关注的问题。为此，控辩双方除了使用传统的语言方式描述证据之外，有时候还会展示关于证据或者现场的照片、图示、视频、模型等以加深法官的印象，譬如以下案例： 2018年3月 |
| Time:2020-12-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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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明涛：法律监督机关——宪法上人民检察院性质条款的规范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宪法》13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多年来，关于这一宪法定性的含义，理论界、实务界莫衷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检察机关在制度渊源上受到前苏联检察体制的重要影响。然而，一方面，“八二宪法”所奠定的体制，比之于共和国建立之初，本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何评估苏联理论与实践对当前宪制的影响是极为复杂和困难的工作；另一方面，“八二宪法”实施以来，我国检察机关的机构 |
| Time:2020-12-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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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永忠：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的刑事辩护突出问题研究 |
| 顾永忠：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 内容提要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的核心是庭审实质化，因此它也是充分保障辩护权的诉讼制度。应当处理好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的应然要求与实然需要的关系。按照应然要求，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当务之急；正确理解律师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证据的权利，落实控方的举证责任非常重要；实行直接言词原则，看似是对庭审活动的要求，但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最迫切、最有利，应当充分 |
| Time:2020-12-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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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震：近代中国刑事上诉制度的生成及展开 |
| 内容提要：清末民初法制改革中，中国古代上控制度被来自西方的近代上诉制度所取代。上控和上诉的首要制度目的均是平反冤狱、保证司法公正。二者在制度内容、功能和理念上的相似性，为清末法律移植提供了便利条件，使上诉制度在近代中国得以顺利生成。但上控和上诉是分别镶嵌在传统和现代的两种异质型制度，上控的重心在行政控制,上诉则围绕案件事实及规则适用展开。立法上，上控所承载的社会控制、治理信息传递、督察官员等功能 |
| Time:2020-12-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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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卞建林、谢 澍 ：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中的认罪认罚从宽 ——以中德刑事司法理论与实践为线索 |
| 【摘要】近年来，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在具体制度的选择上，一定程度体现出趋同之走向，其中认罪协商即是典型，尽管这一制度与职权主义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始终是理论与实务的争论焦点。我国当前试点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德国刑事协商制度在参与主体、适用阶段、适用条件、协商范围、制度属性等方面既存在相同之处，也存在不同之处。对我国而言，职权主义传统下的德国刑事协商具有理论和制度层面之借鉴意义，可以在对其经验进行理论 |
| Time:2018-07-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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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智辉：检察侦查权的回顾、反思与重构 |
| 【作者简介】 张智辉，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最高人民检察院咨询委员。 【文章来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摘要】 我国的检察侦查权在建国以来的法制建设进程中，虽然经历了多次重大变化，但一直是检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检察机关查办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犯罪的职权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职权整合至监察机关的现实，检察机关应当紧扣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定位，强调检察 |
| Time:2018-11-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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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 莉：监察案件的立案转化与“法法衔接” |
| 【摘要】 监察委员会权力来源的多元性以及集“党纪处分、行政监察与刑事调查”于一体的反腐工作模式，使得“法纪贯通”“法法衔接”成为理论界亟须解决的重大课题，而涉嫌职务犯罪的监察案件何时开始适用刑事诉讼法更是其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核心问题。既不能以统一的监察立案作为适用刑事诉讼法的时间起点，也不能以监察委员会移送案件作为与刑事诉讼法衔接的时间标志，而应当考虑在监察委员会内部设置党纪政纪调查部与刑事 |
| Time:2019-04-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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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玉华：同步录音录像下单警讯问的突破 |
| 【摘要】 当前我国公安机关案多人少的矛盾十分突出，基层警力严重不足。随着高科技在公安领域的应用、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实施、智能化办案场所的建设使用以及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深入，民警要求在同步录音录像下部分案件实行单警讯问的呼声越来越高。目前，由于办案条件的变化，单警讯问不仅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行性。单警讯问适用于案情比较简单的刑事案件；单警讯问必须在全程录音录像、智能化办案场所、录审分离、实时监督 |
| Time:2019-06-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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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谦：刑事侦查与法律监督 |
| 【摘要】 侦查活动监督是防范侦查权滥用，推进严格公正司法的重要制度安排。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形势下，司法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人民群众的法治期待、人权保障的时代要求、侦查办案的发展变化都对强化侦查权监督制约提出了新的要求。加强和改进侦查活动监督，确保侦查权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是检察机关面临的重要课题。当下，应在遵循侦查活动监督基本原理和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监督途径，强化监督手段，完善监督方式 |
| Time:2019-12-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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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卫东：刑事诉讼法治四十年：回顾与展望 |
| 【摘要】自1980年首部刑事诉讼法施行以来，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治已经历了四十个年头。刑事诉讼法治的从无到有、从粗疏到精细、从模糊到规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历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四十年来刑事诉讼法治的发展，我国在刑事诉讼的制度建设与价值选择上取得了从“有法可依”到“良法善治”、从“打击犯罪”到“人权保障”的重要成就，也获得了一系列法治建设的经验。回首过去的成就与经验，是为了更好地出发 |
| Time:2020-01-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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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学军：诉讼中专门性问题的解决之道——兼论我国鉴定制度和法定证据形式的完善 |
| 【作者】李学军（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来源】《政法论坛》2020年第6期“论文”栏目。 摘要：我国立法虽未明示，但却以多个具体法条确立了“诉讼中专门性问题由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来解决”这一基本原则。该原则的确立源自“术业专攻”。结合相关法律文本及制度实践可以发现，从证据法学视角言，当前我国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解决诉讼中专门性问题的主要路径为 |
| Time:2020-0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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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建平：聂案平反中的诸多第一次及其法治意义 |
| 【文章来源】人民法院报2016年12月4日第二版 为了体现对生命的尊重，为了彰显对于司法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迟来的正义终究是正义！因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必须有错必纠，有冤必反，并在查究每一起冤假错案的过程中确认致错的原因，确诊制度的任何不足与疏漏，及时推进制度创新。 个案公正的意义固然重要，但由个案带来的制度变革与意义更加 |
| Time:2016-12-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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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卞建林、谢澍 刑事诉讼法学：关注前沿问题推动理论创新 |
| 【文章来源】《检察日报》2017年1月3日第3版 对于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而言，2016年是取得重大进展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者持续关注刑事诉讼法的贯彻实施情况，并且因应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以来的形势发展，关注前沿问题，推动理论创新，促进司法改革，产出了一系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刑事司法改革中最引人瞩目的两项 |
| Time:2017-03-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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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秋红：刑事审判模式下的庭前会议功能定位 |
| 【文章来源】人民法院报 2017年6月14日 【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我国庭前会议的功能定位应当回归到刑诉法的立法初衷，以解决程序性争议为首要目标，不宜过度扩张，以防止庭前会议承受“不可承受之重”；同时庭前会议应当加强对被告人的权利保障。 我国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增设了庭前会议制度，即“在开庭以前，审判人员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回避 |
| Time:2017-12-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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