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民事诉讼法之效力上界限
民事诉讼法之效力上界限，第一系时际民事诉讼法之问题，亦即民事诉讼法之时间上界限的问题。第二系民事诉讼法地域界限之问题。
（一）民事诉讼法之时间上界限
所谓时际民事诉讼法系指，民事诉讼法实施过程，有时需要修正，修正之际，发生新民事诉讼法与旧民事诉讼法适用范围之问题。修正民事诉讼法以后，何时实施，系依中央法规标准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予以决定。决定之后，在施行日以前与以后之法律即不相同，施行以前之民事诉讼法与施行以后之民事诉讼法，适用范围如何，成为一问题。决定此范围之法律即系时际民事诉讼法。通常情形依下述予以决定，亦即新法适用于：
第一：在新法施行以后始提起之民事诉讼，且诉讼仍系属于法院者。
第二：旧法时代已系属于法院，而现在仍系属中之诉讼，亦应依新法。但是应注意者，旧法时代已系属于法院，例如，假设修正民事诉讼法有关证据调查方式部分（如：仿日本采用美国之交互询问制度，由律师问证人），于七十七年八月一日开始施行，则八月一日以后调查证人即应依此新方式处理。而八月一日以前已进行诉讼行为之效力，仍应维持。此系基于程序安定性之要求，盖如否定八月一日以前诉讼行为之效力，将违反诉讼经济（由是可见，程序安定性之要求，不仅系解释法律，亦系立法之指导原理），亦即修正以前已进行之诉讼行为（例如调查证据等），仍应依旧法决定其效力，依旧法规定有效者，仍属有效。
诉讼之所以原则上应依新法者，盖诉讼法系一种技术法规、合目的性之法规，所设规定，均有其目的。因此，新法通常比较合乎其追求之目的，比较能达到诉讼法之理想，例如有助于达成正确、迅速、经济之裁判等等。何况如认为新法修正之后，仍应重新为诉讼行为，则浪费重新为诉讼行为之劳力、时间及费用。但是，有时候新法修正时，认为旧法之规定仍有可取之处，某程度应予维持，则通常会在民事诉讼法施行法、施行细则加以规定，何种情形仍然依照旧法处理。在此可供参考者，民国七十三年六月间公布修正民事诉讼法四百六十六条，提高上诉之金额，增加为银元十万元，即新台币三十万元。此际，该法自七十三年六月二十日生效，牵涉到民事诉讼法第四百六十六条第一项修正之问题，亦系新旧法变动之问题，参阅最高法院七十四年台抗字第七四号及第一七四号裁定，载裁判选辑第六卷第一期五五二页。
（二）民事诉讼法之地域上界限
关于民事诉讼法之地或上界限，依「程序依法庭地法」之原则，因司法系国家公权，一发动原则上应依为诉讼行为地之法律予以进行。因此，我国民事诉讼法适用于我国法院所进行之诉讼，纵使诉讼双方当事人均属外国人，亦然。例如日本人与韩国人在台北互相斗殴，诉诸台北地方法院，两人在台北均有财产，可供执行，虽然原被告均系外国人，在我国法院提起诉讼，仍应依我国民事诉讼法予以处理，非依其本国之诉讼法律。再者，外国嘱托我国法院为诉讼行为，例如日本法院将文书委托我国法院送达于住在台北之日本人，或嘱托我国法院讯问在台北某一日本公司之职员某些证言，均依我国民事诉讼法予以处理。反之，我国法院嘱托外国法院为上述行为时，例如嘱托韩国法院，即依韩国民事诉讼法予以处理。易言之，依法庭地法决定诉讼行为之有效或无效等等。至于两外国人在我国诉讼，遇到纷争如何解决，即关于本案请求权之审理，有无理由，适用何种法律时，应依我国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规定予以处理，而与国际私法有关。
民事诉讼法，依上述说明，原则上亦适用于涉外事件，纵然外国人在我国法院诉讼，亦应适用我国民事诉讼法。惟此存在一问题，前面亦已提及，即诉讼法有划一性，尽可能所有诉讼事件均以同样方式予以处理。但亦当顾及纷争类型之特殊性，就国内事件，即有中华民国国籍之人在中华民国法院诉讼时，固然应考虑纷争类型之特殊性。兹就涉外事件，是否亦应缓和诉讼法之划一性？亦即，有些涉外事件是否应与国内事件作不同处理？关于此问题，目前诉讼法学上发展之趋势认为，民事程序法之划一性或严格性，在处理涉外事件时，应顾虑涉外事件之特殊性。此即「普遍主义」之原理。所谓普遍主义系指，目前国际社会实际上存在多种多样法律秩序，例如美国之法律秩序、苏联之法律秩序、日本之法律秩序……，各国均有其法律制度。如每一国家均强调其自己之法律秩序属最优先，则无法确保国际社会法的安定性。故认为每一主权国家，行使司法权之际，应尽可能顾及涉外事件之特殊性。亦即，国家与国家之间行使司法权时，应尽量互相调和。易言之，将「程序依法庭地法」之原则加以修正，强调「普遍主义」，要求国际社会应互相协调，处于多元社会，不宜仅片面固守自己之法律制度。程序依法庭地法，系一种属地主义，今后应适当修正或限制属地主义，采取普遍主义之原则。例如有些国家收养子女，应经法院裁判认可，我国民法亲属篇修正前，未设收养子女应经法院认可之制度，这时即可能发生此问题。例如美国人就收养认事件在我国法院请求处理时，不得以该美国人系某州之人依美国该州法律，应经裁判认可收养。但中华民国无此法律，故拒绝处理。而应加以缓和，就此部分，即使中华民国之人收养子女依旧民法不必经法院认可，但对该外国人之收养行为，则可采用法院裁判认可制度，对于该涉外事件，仍得依照认可裁判之方式予以处理。此即采取普遍主义之结果。问题在于，就何种涉外事件应缓和属地主义而应依普遍主义予以处理，或究竟应缓和至何程度，今后有待进一步发展。目前国际社会固仍甚纷乱，尚未订立明确之准则，惟此乃系发展之趋势，不可不知。
2003-0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