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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华：我国疑罪从无的理论省察及规则重述 |
| 【作者】郭华（法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政法论坛》2021年第1期“全面依法治国”专栏。 摘要：疑罪是刑事诉讼在司法实践中必然遭遇且无法绕开的实然性难题。刑事诉讼立法抑或刑事司法或显或隐地借助于从无来摆脱其困境。疑罪从无作为一项诉讼原则被我国理论所倚重，理论上不仅将其视为国外司法活动的惯常做法，在叙事上也将其与证据不足相等同，甚至还将其功能扩展到作为根治冤假错案的惟一 |
| Time:2021-05-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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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卫东：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研究 |
| 内容提要：作为实现从宽预期的主要机制，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是构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关键。量刑建议仅具取效性质，无任何直接的实体效力。虽然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201条第1款的“一般应当”只能解释为“应当”，但将该条第2款的“量刑建议明显不当”与第1款的“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形”相关联，仍可维持审判机关在量刑中的决定地位。量刑建议的形成需注重辩方意见，辩护的有效性与量刑建议的公正性关系密切。量刑 |
| Time:2020-12-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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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友伦：刑事诉讼法时间效力规则研究 |
| 内容提要：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及相关规范未对刑事诉讼法的时间效力问题予以明确，使得法秩序变迁下刑事程序的新旧流转出现了规范适用疑难。对此，学界通常认为应当适用程序从新原则，但相关理解与界说存在问题。在规范论上，基于法律即行适用与法不溯及既往，可以推导出刑事诉讼法的时间效力适用行为时法原则。对于尚未终结的诉讼，因新程序与旧事实可能无法相容，适用行为时法难免对旧事实造成影响，但这只是不真正溯及，不违反 |
| Time:2020-12-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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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如超：专家参与刑事司法的多元功能及其体系化 |
| 内容提要：从1979年刑事诉讼法颁布至今，专家参与我国刑事司法的制度功能变得开放而多元。专家制度功能的多元化，根源于刑事司法的三重逻辑：弥合法律人与专家之间知识鸿沟的“认知逻辑”；落实公检法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权力逻辑”；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与实现控辩平等的“权利逻辑”。从结构主义与整体主义的视角看，当前，刑事专家制度存在明显的体系化缺陷，主要表现为专家制度过度权力化、专家 |
| Time:2020-12-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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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新清：合意式刑事诉讼论 |
| 内容提要：随着我国刑事诉讼法相继确立刑事和解程序、速裁程序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一种新的刑事诉讼形式——合意式刑事诉讼，成为一种显性存在。学者们对此进行了理论概括，给予了不同的命名。与“合作式刑事诉讼”“协商性刑事诉讼”等名称相比，“合意式刑事诉讼”的名称更为贴切。合意式刑事诉讼的内容包括合意式刑事诉讼行为和合意式刑事诉讼程序。2018年刑事诉讼法搭建了合意式刑事诉讼的基本框架，但仍需对合意式 |
| Time:2020-12-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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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传玺：秦及汉初逃亡犯罪的刑罚适用和处理程序 |
| 内容提要：秦及汉初律令对逃亡犯罪的规定繁复而成体系。逃亡大体可分为一般逃亡和犯罪后逃亡二类。在刑罚适用上，一般逃亡的刑罚因逃亡者身份不同而各异，犯罪逃亡的刑罚是以本罪刑罚为基础，叠加亡罪刑罚后加以确定。在处理程序上，吏、民的一般逃亡不导致审判和追缉程序，刑徒或特别身份人逃亡的，区分亡罪刑罚轻重，分别适用审判并通缉的“论，命之”程序和审判并命令其出现、领受刑罚的“论，令出、会之”程序。犯罪逃亡 |
| Time:2020-12-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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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坤：认罪认罚从宽中的特殊不起诉 |
| 内容提要：2018年刑事诉讼法增设了特殊不起诉，其适用条件之一“重大立功”应比照酌定不起诉中作为免除刑罚情节的“重大立功”作限缩解释，限定为特别重大立功。这种情形下的不起诉在理论上可视为基于利益权衡原理对域外追诉协助型污点证人制度的引入。特殊不起诉的另一适用条件“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则是对我国起诉便宜实践的扩展，可比照刑法第63条第2款“案件的特殊情况”的规定厘清其内涵。特殊不起诉的核准机关 |
| Time:2020-12-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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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国华、张硕：监察过程中的公安协助配合机制 |
| 内容提要：基于监察法授权的不完整性与非对称性，监察机关必须借助公安机关等执法部门的协助配合，方能充分行使监察职能，履行监察职责。较诸其他执法机关，公安机关的协助配合对于监察职能的有效行使尤为重要。构建科学有效的警监协助机制，在监察法治体系建设中居于基础地位。在规范意义上，构建警监协助机制应基于“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宪法原则，明确协助配合的事项范围，规范协助配合之申请、审批、执行等程序机制，厘定 |
| Time:2020-12-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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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培东：法官个体本位抑或法院整体本位——我国法院建构与运行的基本模式选择 |
| 内容提要：法官个体本位与法院整体本位是法院建构与运行的两种基本模式。我国法院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对法官个体本位模式的趋从，但宪法制度安排、法院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司法的社会生态、对法官的激励与约束条件以及综合统筹运用审判资源的要求等，都决定了我国法院建构应当坚持法院整体本位。学术界从技术化层面论证的“法官独立”以及以此为核心的法官个体本位，都经不起实践逻辑的检验。法院改革的方向，不应是从法院 |
| Time:2020-12-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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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崇涛: 论二审检察院能否新增抗诉请求及其合理控制 |
| 摘要： 关于二审检察机关能否新增原审检察院抗诉书中没有涉及的抗诉请求，《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也没有提出全面、明确的意见。实践中各地做法各异，研究领域对此探讨较少且说服力不强。允许二审检察院独立提出抗诉请求，在国内检察体制下具有许容性，是检察机关延伸并正确行使诉权的要求，同时也是发挥诉讼监督职权的应有之义。为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和“可获得二审救济”“上诉不加刑”有关权利 |
| Time:2020-12-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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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茆巍：论清代命案检验之终结及借鉴 |
| 摘要：在清代，凡检验必须取得当事人的输服甘结，对于检验有质疑的，可随时具控，必要时发动覆检。并且原验官员、仵作于覆检时一般需再度到场，新的检验结论也建立在其输服基础之上。一旦证实原验有误，原检验官员、仵作则会受到严厉处分。为了取得输服，清代检验中比较注重公开性和交涉，清代检验对输服的强调是有其深刻的文化与制度成因的，从总体上看，其积极意义是明显的。通过对清代的研究，对比今日我国鉴定制度中 |
| Time:2020-12-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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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卫东、孟婕：重新审视律师在场权：一种消极主义面向的可能性——以侦查讯问期间为研究节点 |
| 引言 自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积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旨在重新整合其内部三项主要职能间的互动关系，构建更科学合理的程序构造。围绕着“以审判为中心”的目标逻辑，侦查、起诉和辩护都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而作为抵御公权力的重要力量，辩护权的发展程度则直接决定了程序正义的实现程度，可谓司法改革中的关键一环。在现有的改革语境下，辩护权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和发展，但囿于侦查期间 |
| Time:2020-1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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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海燕：职务犯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 |
| 作者：汪海燕，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 本文系《职务犯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 》一文的正文，注释从略，全文发表于《环球法律评论》2020年第2期，原文请参见环球法律评论网站：，或点击文末左下角“阅读原文”。 内容提要：《监察法》规定了职务犯罪案件调查阶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但在价值取向、适用条件和具体适用程序等方面与刑事诉讼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较大的差异。从总体上看，职务犯罪 |
| Time:2020-1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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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秋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量刑建议 |
| 量刑建议是指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向法院提起公诉时就如何具体处刑所提出的法律意见。我国学术界关于量刑建议问题的讨论始于本世纪初司法实务部门开展的量刑规范化改革。量刑规范化改革关注的焦点从实体层面逐步走向程序层面，进而催生了理论界和实务界有关量刑程序的独立性、控辩双方参与量刑程序、控方提出量刑建议与辩方提出量刑意见等问题的探讨。在传统的“刑事诉讼第三范式”[1]之下，关于量刑建议的理论争议，其根本点在 |
| Time:2020-1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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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栗峥：人工智能与事实认定 |
| 引言 从世界范围看，人工智能正从四个层面由浅入深地介入司法。一是逐步代替人力从事法条查询、案例检索、案件分类、庭审录入等相对简单机械、重复性高的工作。二是作为助理，完成司法咨询、合同审核、证据获取、裁判文书辅助生成等辅助性任务。三是对海量裁判文书进行统计分析并作出预测，为法官裁判提供参考信息。四是直接参与决策或进行局部裁判，比如进行再犯风险评估、嫌疑人逃脱可能性判断、合理量刑测算等。2016年 |
| Time:2020-1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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