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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是现代社会普遍的价值追求和制度目标。关于“法治”的要义，最为经典的解答莫过于古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的论述：“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数字要素逐渐参与到公民经济往来、日常交往、国家治理、司法活动之中。数据、算法等要素也逐渐出现在当代法律关系中。数字社会将法治的理念进一步发展，但是数字法治的理念并非对传统法治理念的颠覆，而是数字时代法治理念的新表达。法治所追求的秩序、公正、人权、效率等价值，仍然是数字时代的主要追求。检察机关的数字检察改革也应当将数字法治理念作为其内在的价值追求，在数字检察改革中，通过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维护法律秩序的统一，促进社会公正，保障基本人权，追求司法和法律监督的效率。

正义作为一种古老的理念具有悠久的历史。西方知识传统中对正义的主流定义认为正义是权利秩序的法律体系。数字正义作为数字时代的产物，就其概念而言，有学者将其定义为通过数字技术尤其是算法的应用，以满足人权、正义、法治价值的一种理想状态。可以说，数字正义是传统社会正义理论和正义实现机制在数字时代的新形态，也是数字化社会对正义价值的普遍追求。检察机关的数字检察改革以数字正义为价值追求，其本质上是以互联网司法模式的深度改革和高度发展为保障，以多方联动的数字治理技术为手段，规范数字空间秩序和数字技术应用伦理、消减因数字技术发展带来的数字鸿沟，进而实现数字社会更高水平的公平正义。

在数字法治和数字正义理念的指导下观察数字检察改革可知，现阶段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法律监督尚存在一定的风险。随着智能辅助系统在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中的普及，算法逐渐成了行政决策和司法判断的重要因素。然而，当前算法中仍然存在虚假研判、排除力度较低、辅助预测不稳定等问题，这直接影响了数字法治和数字正义的实现。检察机关的数字检察改革就其技术本质而言，也是借助算法进行法律监督，算法的局限性无疑会影响到法律监督的质量和效率。数字检察所借助的算法和法律监督模型构建的过程本身，就涉及数字法治和数字正义是否能够实现的问题。因此，在数字检察改革的初期阶段将技术性程序正义理论和程序正义平衡论作为指导思想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技术性程序正义理论和程序正义平衡论本身便是正义理论的发展形态和重要组成部分。技术性程序正义理论主张技术并非万能的，在技术设计的过程中要进行事前测试、审计和跟踪，构建研发中的群众参与原则等制度。检察机关应当在相关算法、监督模型的开发中谨慎对待事前测试，并引入多方主体对监督模型提供意见和建议，做好模型开发的审核和跟踪记录工作。在获得技术为法律监督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保持对技术的理性审慎态度。程序正义平衡论要求实现价值的动态性、多元性和结构性均衡。检察机关的价值追求是多元化的，且不同的价值之间存在冲突也是难免的。检察机关通过数字检察改革推动数字法治和数字正义的实现，则是要追求法律秩序统一、规制公权力、保障私权利、提高行政效率、实现司法公正、维护社会和谐等价值的动态性、多元性、结构性均衡。

在2022年和2023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都以“依法能动履职”“能动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责”为主线展开。“能动检察”作为法律监督模式的重要变革，是数字检察改革过程中应当积极贯彻的一种法律监督新范式。“能动检察”或称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履职”，与“能动司法”的理念一脉相承，强调发挥司法工作的积极主动性。就概念而言，“能动检察是指检察机关在依法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时，心怀‘国之大者’，积极进取、主动作为、敢于担当、自觉尽职，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全面提升法律监督的质量和效果，及时回应大局需求、人民关切和法治需要，以更好地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能动检察”强调检察机关在检察监督过程中，以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为导向，融入社会治理，维护社会正义。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属性决定了检察工作比法院的审判工作具有更多的能动性，检察机关在进行检察侦查、侦查监督、审查起诉、审判监督、执行监督以及公益诉讼等活动中均具有积极主动的一面。在数字化的浪潮中，检察机关的数字检察改革为传统法律监督范式向能动法律监督范式转型提供了动力，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数字检察改革能够创新法律监督的手段，为“能动检察”提供技术上的实现力量。一方面，数字检察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大大提高了法律监督的效率。数字检察改革使法律监督不再单一依靠传统监督模式中的人工审核材料、调查核实等低效手段，在单位时间内检察机关可以从事更多的监督工作。尤其是通过“类案监督”促进相关问题“一揽子解决”更是极大提高了积极主动履职的水平。另一方面，数字检察改革可以弥补传统法律监督模式中线索发现难和监督效果不佳的不足，有效提高监督的质量。尽管我国宪法和法律明确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但由于监督线索往往依靠移送或者在传统办案中发现，导致法律监督的诸多方面虽存在职权但缺乏案源，同时以检察建议为主要依托的监督手段也存在缺乏刚性的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数字检察改革通过借助数字力量，可以有效拓展监督案源，同时借助大数据技术获得诸多监督证据和材料，也能够有效提高检察建议的权威性和说服力。

其二，数字检察能够创新法律监督的组织形式，为能动检察提供坚实的组织支撑。在传统的检察监督模式中，“四大检察、十大业务”基本相互独立，各业务部门在各自业务范围内发现其他部门的监督线索主要依靠移送线索这一形式完成后续工作。可以说，传统检察监督模式是一种类似各部门“单兵作战”的形态。传统“单兵作战”形态存在诸多弊端，在线索移交的过程中，可能损害监督效率。同时，由于部门之间业务知识的壁垒，办案中也可能对其他部门的监督线索不敏感而错失监督机会。数字检察改革改变了传统“单兵作战”的人员组织形式，出现了四大检察相互贯通、十大业务相互融合的新样态。例如，杭州市人民检察系统探索了办案专班的形式打通部门办案的界限，有效促进了“四大检察”一体化。

其三，数字检察改革能助力公益诉讼更好地发挥作用，为能动检察拓宽了监督范围。公益诉讼检察监督相比于检察机关传统的法律监督职能具有更强的主动性。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过程中进行调查核实和取证都不能存在“被动”的心态，而是要以“积极进取”的心态推进工作。同时公益诉讼制度价值定位本身就有积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参与社会治理的导向。2017年《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使提起公益诉讼成为检察机关的法定职权，但是实践中公益诉讼也面临一系列的困境，检察机关办理公益诉讼案件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调查核实缺乏技术手段等问题。数字检察改革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有效的答案。例如，温州市研发的公益诉讼线索智慧管理系统，融合了民生热线数据智能分析、卫星遥感精准定位等多重技术和数据库，实现公益损害智能预警、案件线索自动分流等功能。上述措施极大地促进了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履职过程中积极主动性的发挥。

进行数字检察改革，不论是推进类案监督还是参与社会治理，都离不开大数据库和检察人才的支撑。类案监督以建立检察监督模型为前提，而检察监督模型的运行需要数据库提供支撑。不论是训练模型还是模型投入工作后进行数据比对，都需要有足够大的数据库和足够多的相关专业人才的支撑。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数字检察改革不仅需要检察业务数据，还需要行政数据、商业数据、金融数据、环境数据等其他方面的社会数据。可以说，大数据库和人才队伍是进行数字检察改革的基础支撑。缺乏上述两种因素，数字检察改革难以持久。如前文所述，数字检察改革是在检察机关信息化建设和“智慧检务”建设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可以说，前期建设成果在数据库和人才配备问题上已经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就当前数据库水平和人才储备质量而言，还难以满足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开展数字检察改革的要求。

当前数字检察改革在数据库建设和人才培养与储备方面还存在不少掣肘之处。在数据库建设问题上，仍有如下问题需要解决。其一，智慧检务探索前期缺乏全国层面的统一规划，各地检察机关分散式探索数据库建设使统一的全国数据库构建面临困难。在智慧检务建设中，各地数据库的构建往往根据自身需求和偏好进行，且各地之间不同编码技术的特色数据库往往并不联通。此外，个别地区以政绩考核为主要导向，在不考虑实际情况和技术能力的情况下构建出的个别数据库在质量和技术上存在较大瑕疵。其二，检察机关与外部其他机关数据共享存在困难。由于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法院、商业机构等主体之间数据的保密等级不同，尤其是与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之间的数据共享还存在较大的制度和法律的障碍。其三，实现数字检察所需大数据库涉及面广，且碍于部门利益壁垒，个别部门并不希望受检察机关监督，仅依靠检察机关自身力量很难构建包罗万象的大数据库。

在专业人才培养和办案人才储备问题上，则存在两种困境。其一，算法开发在各个专业领域都存在需求者不清楚技术能够解决哪些问题的沟通困境。因此，在软件开发和算法设计中，往往由于客户说不清楚需求，最终导致开发不出满意的结果。法律监督模型的设计开发中也存在此类问题。例如，用于训练监督模型的数据库具有高度专业性和复合性，法律监督模型的构建以数据选取和数据标注为基础，进行数据选取和数据标注不仅需要计算机科学知识，还需要法律知识，因此监督模型训练所需数据库的构建急需复合型人才。其二，尽管当前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相较以往在综合能力上已经有较大提升，但是考虑到地区发展水平差异和当前案多人少的矛盾，对于具备办案能力的法学专业人员而言，抽空学习并高效使用相关操作系统以及了解纷繁复杂的监督模型还存在一定困难。

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数字检察改革，需要夯实数据库和人才培养与储备这一基础支撑。在数据库建设方面，笔者认为可以遵循以下两个思路提升数据库质量，扩展数据库广度。其一，统一各地数据库的采集标准，尤其是在代码编写、用语标准和数据输入标准等问题上发布统一的技术规范，为全国统一的数据库建设提供技术基础。其二，分阶段渐进式推进数据共享。当前政法机关内部推进数据共享具有政策支撑，难度较小。检察机关可以将政法一体化办案作为抓手，率先实现刑事检察领域的各机关数据共享。通过与公安、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先行推进数据共享，积累经验后逐步推进与检察监督关系密切的环境管理、市场管理等行政机关的数据共享。

在人才培养和储备问题上，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有针对性、有重点地构建复合型人才队伍。其一，针对当前技术人员不懂法学，办案人员不懂技术所导致的算法脱离具体法学语境的问题，可以通过项目组的形式促进二者沟通和交流。具体而言，在通过典型性案例构建监督模型的过程中，项目组人员组成需要综合考虑技术人员与办案人员各自所占比重，推进两类人才共同开发模型以促进沟通。这一过程不仅可以提高监督模型的有效性，同时可以促进两类人才相互补足短板。此外，检察机关还可以通过专项培训的形式提高检察人员对相关技术的掌握熟练度。其二，软件开发应当注重简洁高效。当下要在更大范围内推进数字检察改革，就不能激进地追求监督模型的“多”与“广”，而要追求监督模型的“精”与“简”。简洁易学的监督模型与软件更容易在检察人员中大规模推广，也更有助于广大办案人员快速学习和掌握运用。

数字检察改革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展，可以说，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是数字检察改革的核心技术支撑。分析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可知，数据和算法构成这两类技术的核心要素。因此可以说，在数字检察改革中，数据和算法也是众多改革要素中的重中之重。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在国家监督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谁来监督“监督者”一直是规制权力、健全法治的重要问题。就检察机关自身而言，在数字检察改革中具有自我监督的自觉十分必要。因此，数字检察改革中作为技术核心要素的数据和算法的合规性问题，不仅是这场改革的关键供给，更关系着数字检察改革的成败，以及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声誉。

就内涵而言，数字检察改革中数据和算法的合规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层面，数字检察中的数据和算法合规具有普通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以及司法大数据和法律人工智能面临的共性问题。其主要包括技术使用过程中所面临的影响国家安全风险、侵害公民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等私权利风险、算法独裁风险、人之主体地位削减风险、对司法自由裁量权的限制、算法黑箱与司法的公开性之抵牾等问题。第二层面，数字检察中的算法和数据合规还意味着数据和算法对数字检察改革目标的“合目的性”考量。首先，数据的收集、保存、开发、利用以及算法的开发需要符合法律监督工作的需求，能够保障法律监督的权威。其次，数字检察中的数据和算法要在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保持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克制和谦抑。最后，数字检察中的数据和算法要体现数字法治和数字正义的基本内涵，服务数字中国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大局。

就检察机关数字检察改革的数据合规问题而言，既要从共性方面把握，也要从个性方面把握。首先，就数据合规的共性问题而言，数字检察中所涉及的数据要落实《数据安全法》分类分级保护制度要求。检察机关应当在调研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确定检察数据分级的原则、框架和方法，从保护国家安全和保障公民私权利角度出发确定检察数据识别的基本规则。其次，面对数据保护的共性问题，检察机关还应当确定主体责任，厘清不同层级检察机关、不同法律监督部门以及检察机关与技术公司之间对数据合规的责任划分。最后，面对数据合规的个性问题，检察机关有必要对自身提出高于普通主体的要求，进行创新性探索。检察机关内部应当成立专门的数据安全监管部门，建立事前审批，事中实时记录全程留痕以及事后监督的全流程监管机制。

数字检察中算法的合规问题同样应当从共性和个性两个方面把握。其一，针对算法黑箱和算法独裁问题，需要从认识论上进行梳理。算法作为人类物质条件束集的人工语言，无论在哲学层面还是在现实层面都缺乏独自实现公正的能力。因此，在技术难以解决上述问题的前提下，检察机关不能因噎废食，放弃对算法的利用。笔者认为，在学术界和实务界对算法的“工具性价值”形成共识的基础上，检察机关作为工具的使用者应当明确自身的责任，逐步构建算法的问责机制，明确数字检察监督模型的开发者与使用者之间的法律责任。其二，针对数字检察算法合规的个性问题，有必要借助“法律大数据领域理论”构建“数字检察大数据领域理论”，也即从认识论方面促进算法和法律监督模型与法律监督理论和数字检察改革的价值和意义的融合，且通过检察人员参与模型开发、培养复合型人才等方面进行具体贯彻。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开宗明义地指出：“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是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司法机关，是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力量，是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时代党和国家对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工作寄予厚望，同时也作出了众多指示，检察机关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数字检察改革不仅是贯彻落实党中央重要决策部署的具体体现，也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积极担负重要使命的体现。在数字化社会的浪潮中，数字检察改革目标宏大，任重道远，故应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为抓手，加快法律监督范式转型，不断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与此同时，检察机关还应当从数字时代价值追求、法律监督理念转变、人才与数据库支撑、数据与算法的合规保障等层面明确数字检察改革的核心范式，以促进数字检察理念落实为数字检察改革的具体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