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以上数据引自2003-2006年《中国法律年鉴》有关统计资料。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2002-2005年间，每年生效裁判宣告无罪，判处免刑、拘役、缓刑、管制、单处附加刑的被告人数占当年生效裁判所涉被告人总数的比例在28.45%--35.36%之间。这意味着即使经过了法院审判，这些被告人绝大多数并没有被实际执行刑罚或只执行了比较轻的刑罚。那么，如果对他们中的部分人由检察机关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加以处理，不仅可以减少因交付审判而支出大量的司法资源，更重要的是，可以免除因对他们审判而给社会诸方面产生的负面影响，有利于将社会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此外，在历年生效裁判所涉的被告人中，未成年人占7.08%--9.79%。对该部分未成年被告人，只要不是必须判处刑罚或执行刑罚的，也可以尽可能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加以处理，这对挽救、教育他们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具有重要的意义。

总之，上述数据表明，在我国现有刑事案件中，存在着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处理案件的相当大的现实空间。如果能对其中符合条件的案件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加以处理，对于促进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减轻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压力都将起到非常巨大的作用。

二、建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正当性

建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必要性已如前述，但必要性并非合理性、正当性。理论界、法律界有人就对建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持质疑态度。因此，有必要就建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正当性问题加以讨论。

（一）附案件不起诉与相对不起诉在本质上都是起诉裁量主义的要求和体现

近现代刑事起诉制度经历了由起诉法定主义向起诉裁量主义的转变。当今世界各国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还在实行起诉法定主义而排斥起诉裁量主义。以德国为例，虽然其刑事诉讼立法上还有起诉法定主义的印记，但在司法实践中，却是起诉裁量主义主导刑事起诉活动。据统计，从1981年到1996年间，起诉率最高的年份1982年是19%，起诉率最低的年份1996年是12.3%，其余案件均作了不起诉处理，包括撤销案件、申请处罚令、无条件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等。[5]其中对青少年案件的不起诉率又高于其他案件并且呈不断上升趋势，从1985年的25%上升到1992年的近50%。[6]日本的起诉率虽然比德国高的多，但仍有相当多的案件以不起诉终止诉讼。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2002年日本检察机关的不起诉率为43%，2003年为35.6%。[7]

各国起诉制度从起诉法定主义向起诉裁量主义的转变，绝非少数立法者、司法者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规律使然。起诉裁量主义的核心是，对于即使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也不必一律起诉到法院进行审判，而是由检控机关根据具体案情和涉案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况做出起诉与否的决定。对于其中那些不必要起诉的案件由检控机关做出不起诉的处理，在本质上和整体上对于实现刑罚目的，维护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适应社会变化对司法制度的发展要求，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起诉裁量注义为当今世界各国所采行。

附条件不起诉在本质上与我国现行相对不起诉制度是一致的，都是建立在起诉裁量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而且附条件不起诉的法律意义和社会效果明显优越于相对不起诉。因此，没有理由接受相对不起诉制度而反对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二）附条件不起诉并不违背控审分离、法院定罪原则，因此不存在侵犯审判权的问题

现代刑事诉讼制度是建立在控诉、辩护、审判三项诉讼职能各司其职、相互独立的基础之上的。就程序意义而言，控诉与审判的关系必须遵循控审分离、不告不理的原则。这意味着没有控诉就没有审判，审判以控诉的提出为前提，并以控诉的内容为对象和范围。因此，无论公诉案件还是自诉案件，起诉与否的决定权在于检察机关和自诉人而不是审判机关。只有当案件起诉到法院，审判权才能启动。对于检察机关和公民个人没有起诉的案件，法院不能、也不应当进行审判。附条件不起诉意味着检察机关还没有向法院提起诉讼，自然也谈不上对审判权的侵犯。

在实体意义上，审判权与起诉权也存在着应当厘清的关系。就刑事诉讼而言，审判权意味着定罪权，也就是只有审判机关才有权对公民定罪科刑，其他任何机关都无权对任何人定罪科刑，这正是我国1996年3月修改刑事诉讼法增加第12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一原则的意旨所在。而起诉权仅表现为定罪或刑罚的请求权，无论检察机关还是公民个人，他们虽有权以被告人构成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为由向审判机关提起诉讼，请求对被告人定罪科刑但自己无权直接对被告人人定罪科刑。显然，有无定罪科刑的实体权力是划分审判权与起诉权的根本界限。如果检察机关可对公民的行为定罪科刑，那显然是对审判权的侵犯。反之，则不存在对审判权的侵犯问题。

但是，在关于应否建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讨论中，有人提出建立此项制度是对审判权的侵犯，并认为这将回到已被废除的免予起诉制度的老路上。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当初的免予起诉制度虽然在不起诉这一点上与不起诉制度是一致的，但法律属性完全不同。免予起诉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为前提条件的，只是鉴于案件和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况而不予起诉，它实质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定罪行为，显然违反了定罪权属于审判权的基本原则，因此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中被废除。但此后建立的不起诉制度并不是定罪行为，而是一种非定罪、非刑罚的诉讼行为。一个案件哪怕已符合起诉条件，但检察机关一旦对其做出不起诉决定，就意味着该案无罪的法律效果，不会给被不起诉人带来任何被定罪的不利后果。而附条件不起诉较之相对不起诉又有所不同，即附条件的不起诉是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当被不起诉人在特定的时期没有违反特定的条件，届时将正式不再起诉，归于无罪状态；反之，则还要起诉到法院，由法院对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及应否处以刑罚、处以何种刑罚进行审判。可见，无论相对不起诉还是附条件不起诉都不是定罪行为，何以说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侵犯了审判权呢？

其实，从本质上讲，不起诉制度包括各种不起诉制度体现的是一种不定罪权，即认定某一行为不是犯罪的权力。但不定罪权并不是审判机关的专有权，我国检察机关乃至侦查机关都有此项权力，诸如不立案权、撤案权、退补权、不起诉权等。侦查机关以及检察机关正是通过上述诉讼行为不启动刑事追诉活动或终止已启动但不应或不必继续下去的刑事追诉活动。实际上，国外的检察机关也普遍拥有不定罪权，并且正是通过行使不定罪权，发挥着刑事案件从立案侦查到审判活动数量由多变少的重要调节作用。因此，不论中外，检察机关享有不定罪权是普遍的，而不起诉制度包括相对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都是检察机关行使不定罪权的具体方式。如果不同意检察机关享有并行使此项权力，岂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回到起诉法定主义的时代！果如此，且不说别的问题，仅就刑事案件的数量而言，审判机关势必不堪重负！

（三）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符合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公平、正义的要求

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案件并不是随意的，而是特定的：从刑罚上可以限定在可能判处三年或二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上；从案件性质上可以限定在非严重侵犯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以及涉嫌过失犯罪的一般刑事案件上；从犯罪嫌疑人的人身特点及其对案件的态度上，可以限定在未成年人、初犯、偶犯、发案后自首、立功、积极防止损害结果发生或积极赔偿、弥补被害人损失的案件上，如此等等。此外，在不起诉的附加条件上，可以对被不起诉人施加必要的人身约束，可以要求其积极赔偿对他人造成的损害结果，可以责令其经常参加社区公共服务或其他公益活动，如此等等。

在上述严格的适用范围和附加条件下，通过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用，既可以使相当一部分犯罪嫌疑人免受审判给其本人、家庭和社会带来的负面后果，又将使他们在一定时期受到比较严格的管束和教育，不致重蹈覆辙，进而改过自新，还可以为推动刑事和解提供机会和条件，使被害人一方得到精神上的抚慰和物质上的补偿。这一切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是有积极意义的。

为了防止附条件不起诉的滥用，损害公平、正义，在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条件上，应当重视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意愿。应当保护犯罪嫌疑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如果他拒绝接受附条件不起诉要求审判应当将案件起诉到法院。同样，对于被害人不同意对犯罪嫌疑人适用附条件不起诉，要求交付审判的，也应当将案件起诉到法院。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由于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处理案件而产生的负面效应，防止损害公平和正义。此外，通过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将使相当一部分案件不再进入审判程序，从而优化司法资源的配置，使那些必须起诉到法院审判的案件能够获得相对更多的司法资源，有利于这些案件在程序上获得更加公正的审理，在实体上获得更加公正的裁判，从而在整体上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