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海燕:刑事冤错案件的制度防范与纠正——基于聂树斌案的思考

【摘要】 聂树斌案再次引发各界对于刑事冤错案件的警醒与反思。鉴于冤错案件成因的复杂性,应当秉持立体化思路,从司法体制、诉讼制度和证据制度以及法律适用等“多重面向”完善冤错案件的防范与纠正机制。在保障审判权独立运行的基础上,应当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在法律上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完善刑事再审启动程序,探索启动模式的法治化转型,并明确刑事诉讼法适用遵循“从新兼有利”原则。


【关键词】 聂树斌案;刑事冤错案件;审判中心;无罪推定;再审启动    

  一、引言


  在被执行死刑21年后,2016年12月2日,聂树斌终被再审宣告无罪。无论从案件本身之复杂程度、案情之离奇程度,还是从申诉过程之曲折程度,再审启动、纠正之艰难程度,学界及实务部门均认为聂树斌案(下文简称“聂案”)应当载入史册。[1]


  聂案自1994年案发至2016年再审改判无罪,其间不仅国家和社会发生了沧桑巨变,我国刑事诉讼法也经历了1996年和2012年两次较大规模的修订。聂案如一座墓志铭,不仅记载了当事人命运的悲歌,映射出我国刑事司法理念与制度存在的缺陷,也在呼号程序法治、司法文明与公正。


  聂案所涉问题繁杂,限于论述主旨与篇幅,本文仅从司法体制、诉讼制度与法律适用等维度,在梳理案件相关资料的基础上,重点探讨完善刑事冤错案件的制度防范与纠正。一方面,从历史的维度审视聂案的成因,既要看到表象的证据法问题,更要刺穿表象认知其背后包括单核化犯罪控制诉讼理念、侦查中心等“无形的手”;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承认聂案再审改判无罪之法治意义,尤其应当重视其对于我国今后防范和纠正刑事冤错案件、完善刑事诉讼结构或改革相关诉讼制度所具有的积极价值。下文以聂案为线索,探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完善再审启动程序以及明确刑事诉讼法之时间效力等问题。


  二、防范刑事冤错案件的基石: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


  其实,近年来曝光的有影响的刑事冤错案件除聂案之外,还有佘祥林案、赵作海案、于英生案、呼格吉勒图案等。刑事冤假错案是最大的司法不公刑事冤假错案轻则使无辜者身陷囹圄,重则使其被剥夺生命,而且,对于我国司法形象和司法权威的破坏力十分巨大,甚至会动摇普通公众的法治信念。[2]


  客观地说,立法者为防范刑事冤错案件的发生也设计或完善了诸多制度:从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到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以下简称“两高三部”)出台《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两个证据规定》),从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到2013年中央政法委、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等先后颁布实施关于防止冤假错案的工作办法,[3]再到2013年、2014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及至2016年6月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2016年7月两高三部联合印发该意见,2017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等。对上述制度或规范进行梳理,不难发现,刑事冤错案件的纠正与防范已悄然成为我国新一轮司法改革的基本指向及重要内容。而在这些制度中,“审判中心”又成为防范刑事冤错案件的立足点与落脚点。诚如有学者所言,“以审判为中心归结到一点就是为了实现司法公正,落脚点是防范冤假错案。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若无法成功聚焦于冤假错案的防范,这种改革就有可能失焦而违背改革的初衷”。[4]但是,何谓“以审判为中心”,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均莫衷一是。因此,为了防范冤错案件目标的实现,首先要对“以审判为中心”的内涵与要求加以科学的厘定。


  (一)“以审判为中心”的内涵:从“单一视角”转向“多维把握”


  我国学界和实务部门对于“以审判为中心”的内涵聚讼不已,概言之,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将“以审判为中心”等同于“以庭审为中心”,认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究其本质而言就是“以庭审为中心”,改革的目的即实现庭审实质化。第二种观点认为“以审判为中心”不仅意味着“以庭审为中心”,同时也内含着“以审判程序为中心”,即审判程序应当成为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核心环节,以充分发挥对审前程序的制约。第三种观点认为,前两种观点将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集中限定于诉讼法制层面,属于一种“技术型审判中心论”,而罔顾真正意义上的“以审判为中心”所蕴含的司法体制、司法权力结构方面的改革,而后者才是确保“庭审实质化”、“审判程序中心化”目标实现的前提,从某种程度而言,甚至直接决定着“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方向及最终成效。[5]


  由于主张者视角不同,其对“以审判为中心”内涵的界定也不尽相同。但是,如果以聂案为分析对象,也许能更清晰地得出当下我国所“需要的”以审判为中心的制度。毫无疑问,聂案的形成与侦查中心主义、庭审虚化等有直接关系,本文将在相关部分详述。但同样值得警醒的是,与其他很多刑事冤错案件相同,法外因素也在干扰着聂案的纠错与平反。


  根据媒体的相关报道,2005年疑似“真凶”的王书金因其他案件归案后,主动供述了多起强奸、杀人犯罪事实,其中就包括1994年在石家庄西郊玉米地的奸杀案。而且王书金所供述的作案细节与聂案具有较高的吻合度,且因其能够供述出案发现场的一串钥匙,属于“非亲历不可知”、“非亲为不可述”的证据类型,且能够与聂案的现场勘查笔录相印证,故负责侦办王书金案的郑成月坚持认为王书金才是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真正的凶手。随即,河南商报第一时间披露了《一案两凶:谁是真凶》的相关报道,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6]河北省政法委也在第一时间成立专案组,立即介人聂树斌案。[7]此后,虽然聂树斌家属不断申诉,但是河北方面一直未有任何实质性进展。2007年3月,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王书金死刑,王书金及其律师上诉,认为王书金主动供述了石家庄西郊玉米地的奸杀案,属于重大立功情节。据媒体报道,一审结束后长达六年的时间,王书金“被神秘地消失了”,没人知道他被关何地。他的律师再次见到他,是在2013年二审的法庭上。二审第一次开庭时,王书金坚持要求追究自己在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所犯下的奸杀罪行,但公诉方坚持否认该罪行系王书金所为,案件审理陷入僵持。[8]另据媒体报道,王书金在二审第二次开庭前,曾向其律师透露,河北方面曾派工作组进驻看守所做其“思想工作”,逼其翻供,以否认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一案系其所为,但被王书金拒绝,后其遭到了工作组人员的殴打。[9]从2005年3月聂案被曝光到201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异地复查之前,河北方面在长达9年多的时间里迟迟未能作出最终的复查结论,其中各方力量的角力程度可见一斑。


  通过对聂案相关报道简单梳理不难发现,如欲仅通过“庭审”方式甚至是在诉讼制度内纠正聂案,无异于水中探月。在一种“前法治状态”下,庭审往往并不是决定被告人刑责的场域,尤其是在有影响或者比较敏感的案件中—庭审之外的角力也许更为关键。换言之,庭审甚至是审判程序并不具有自动生成裁判结果的功能因此,前述第一、二种观点基于诉讼法制单一视角对“以审判为中心”加以解读,主张“以庭审为中心”、“以审判程序为中心”,尽管有利于在诉讼程序以及庭审场域内对“以审判为中心”进行程序方面的技术优化,但其终究只是“技术型审判中心”的一种体现。“应当说,审判中心的外延与内涵已超出庭审中心的承载,即庭审中心或庭审实质化是审判中心的核心内容与基本要义,但除此之外,审判中心命题不仅涉及诉讼权力的配置,而且还关乎庭审中心或庭审实质化的外部环境保障,如审判独立、去审判行政化等。”[10]


  考虑到我国司法实践中刑事冤错案件的成因十分复杂,既包含庭审层面的虚化、诉讼程序层面的侦查中心化,同时更包括制约司法权依法独立公正行使的司法体制因素,而这些制约因素往往才是造成刑事冤错案件发生甚至阻碍纠错的真正“幕后黑手”。鉴于此,笔者认为,对“以审判为中心”的内涵进行科学厘定,要求研究视角从“单一式”向“多维式”转型,要求从诉讼法制“单一视角”转向包括宏观司法体制、中观司法职权配置、微观诉讼程序的立体化视角。唯有如此,才能精准把握“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之内涵及精神。


  (二)审判独立:“以审判为中心”的应有之义


  正如前文所述,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如果没有包括司法体制改革在内的配套制度和措施,仅仅从诉讼制度层面或其他技术层面实现审判中心的改革目标,无异于缘木求鱼。在构建审判中心的系统工程中,审判独立是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审判独立,审判程序乃至庭审皆被虚化,也不可能有实质意义上的审判中心。当然,影响审判独立的因素很多,如舆情对司法的不当影响、地方领导对案件的干预、法院科层化行政管理体制等。在这些因素中,有学者研究得出结论,一些冤错案件的形成与政法委对具体个案的介入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11]同样,如上文所提及,在聂案中,干预案件纠正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河北方面的工作组”。缘于我国国情,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中,如何科学厘定政法委与审判的关系,对于实现审判独立,尤为关键。


  政法委作为引领我国政法工作方向的党的机构,在本质上体现了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这是由我国政治基础和政党制度所决定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政法委究竞应当以何种方式领导我国的政法工作?是应当秉持宏观上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领导,还是亦可对具体案件进行协调甚至直接决定?政法委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如何恪守法治底线?其实这可以从历史的维度找寻答案。结合我国相关制度与司法实践来看,政法委对我国司法工作的领导方式历经了三个阶段、两次转型。


  第一个阶段是从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至1983年“严打”开始前。1979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中共中央1979年第64号文件)。该文件是在对文革期间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后制定的。该文件不仅深刻指出了不遵守法制的历史教训和危害,而且还进一步明确了党和法律(包括司法)之间的关系,明确宣布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改变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方式,“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最重要的就是切实保证法律的实施”,“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方针、政策的领导。各级党委要坚决改变过去那种以党代政、以言代法、不按法律规定办事、包揽司法行政事务的做法。……党委与司法机关各有专责,不能互相代替,不能互相混淆。今后,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切实保证法律的实施,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保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12]应当说,此文件明确了政法委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方式与内容,并且强调政法委应当保证审判权和检察权独立行使。在我国法制建设过程中,该文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第二个阶段是从1983年“严打”开始至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严打”政策的实施和推进,“从重从快打击犯罪”的理念占据主导地位,“重犯罪,轻保护”成为了当时刑事司法实践的一个显性特征。与之相对应,这一时期政法委的职能亦有所扩大。199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加强各级党委政法委员会工作的通知》(厅字[1995]28号文件),将政法委的职能从1980年规定的5项增加到10项,其中明确规定“研究协调有争议的重大、疑难案件”。此阶段,随着政法委“研究、协调”工作在实践操作中的逐步异化,其对于司法工作的领导已经偏离了“参谋、助手”的角色定位,而是积极介入具体案件,干预个案处理,有时甚至扮演着“一锤定音”的角色。政法委协调具体案件,严重违背了司法规律,也导致了冤错案件的发生。其中,佘祥林案就是典型的例证。[13]


  第三个阶段是自2012年党的十八大、2013年中央政法委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后,历经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至今。由于此前的一系列冤错案件被陆续披露和纠正,因此,在这一阶段,中央高层以及社会各界充分认识到政法委协调具体案件这一诉讼潜规则存在诸多弊端,不仅严重违背刑事诉讼原理,而且僭越了司法职权,导致本应依法独立公正行使的审判权、检察权被实质性地分享甚至转移,致使庭审流于形式,辩护权被虚置。鉴于此,一系列旨在确保实现司法权独立行使、防止法外因素不当干预司法案件的制度规范陆续出台。首先,中央政法委于2013年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其中明确要求各级政法委“应当支持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不予协调;协调案件时,一般不对案件定性和实体处理提出意见”。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任何司法机关都不得执行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违法干预司法活动的要求对干预司法机关办案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015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布《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试图通过明确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等规定,为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提供制度性保障。为落实上述文件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在2015年8月20日施行《人民法院落实〈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的实施办法》,其中明确要求“不得执行任何组织、个人违反法定职责或者法定程序、有碍司法公正的要求”,并规定“人民法院以外的组织、个人在诉讼程序之外递转的涉及具体案件的函文、信件或者口头意见,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均应当全面、如实、及时地予以记录,并留存相关材料,做到全程留痕、永久存储、有据可查”。[14]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其中明确提出:“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增加法治意识、弘扬法治精神,自觉按法定权限、规则、程序办事,决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决不能违规干预司法”。[15]此外,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亦明确规定:“各级党委应当支持和保证同级人大、政府、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等对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依法进行监督。”[16]


  通过上述对政法委领导司法工作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不难发现,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思想、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不能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的处理。这是司法规律的要求,也是全面建设法治国家的正确选择。唯有如此,才能在政治上确保审判独立之实现,从而实质性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进而有效防范和纠正冤错案件。


  (三)庭审实质化:“以审判为中心”的基本要义


  庭审实质化强调的是审判程序尤其是庭审的场域,从内涵及外延的角度而言,虽其并非以审判为中心的全部含义,但确是以审判为中心的基本要义,对于防范冤错案件的制度构建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7]


  庭审实质化是相对于庭审虚化而言的。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庭审虚化问题由来已久。从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到2012年《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及至今日,先定后审、审判走过场等问题依然存在。尤其从近些年曝光的冤错案件中可以看出,庭审严重虚化,审前阶段的错误(包括证据和法律方面的错误)大量充斥法庭,审判程序非但没有对其予以纠正,有的甚至视而不见,完全沦为对审前程序的“背书”。


  根据聂案再审判决书,该案存在九大问题,既有案卷证据本身的问题,亦有办案程序不合法的问题。[18]其中,“聂树斌被抓获之后前5天讯问笔录缺失、案发之后前50天内多名重要证人询问笔录缺失、重要原始书证考勤表缺失”等问题,属于较为明显、容易发现且可能影响案件定罪的关键性问题,本应当引起原审法官的注意,从而对上述问题进行核实。但遗憾的是,上述明显存在的、可能致命性的问题却“顺利”通过了一审、二审、死刑复核的“关卡”。[19]由此可见,聂案的原审程序已被严重虚置,庭审亦流于形式。


  造成庭审虚化的原因众多,既有司法体制层面的阻碍因素,如前文所述之法外干预等;也有司法职权配置不合理、权力运行机制不健全等因素,突出表现为“侦查中心主义”,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关系异化,配合有余而制约不足,控方提交的证据材料几乎全部成为审判程序定案的依据,审判程序沦为对侦查阶段卷宗笔录的“确认”甚至是“宣读”程序;此外,亦有庭审制度层面的原因,如直接言词原则缺失,关键证人不出庭,但其证言仍可作为定案依据,加之质证规则不健全、庭前会议实质化、辩护权难以充分行使等因素,共同加剧了庭审程序的虚化。


  鉴于此,笔者认为,完善制度防范冤错案件的重要之举在于实现庭审实质化。具体而言,应从宏观司法体制层面、中观司法职权配置与权力运行机制层面以及微观庭审制度层面立体化推进,不可偏废。宏观层面的改革,前文已有评介,不再赘述,现仅就中观及微观层面予以阐述。首先,就中观层面而言,一方面应当从遵循司法规律的角度出发,对我国公检法三机关之间“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宪法原则予以完善,将“以审判为中心”作为其并列原则,即将《宪法》135条和《刑事诉讼法》7条修改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以审判为中心,在分工负责的基础上,依法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20]另一方面,从完善诉讼构造、促进诉讼模式科学转型的角度考量,在完善公检法三机关关系的同时,进一步强调对辩护权的尊重和保障,明确审前程序中辩护律师所享有的各项诉讼权利,完善有助于落实辩护权的实施机制以及便利律师参与诉讼的工作机制。[21]其次,就微观层面而言,应当在立法上明确确立直接言词原则,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庭前审查与法庭审判主体的二元化,改进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条件,即当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证人就应当出庭作证,同时明确应当出庭作证的证人无正当理由不出庭,其庭外证言不具有证据能力的规定,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质证规则,完善证人保护与经济补偿制度。[22]


  三、防范刑事冤错案件的关键:确立无罪推定原则


  作为现代刑事法治的一项重要原则,无罪推定不仅是人权保障理念的内在要求,亦是程序法治的重要体现,更是防范刑事冤错案件的关键。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内容和基本要求之一即为疑罪从无。因此,健全防范与纠正刑事冤错案件的制度体系,应当首先在立法层面确立无罪推定原则,赋予被追诉人为无罪者的诉讼主体地位,并在此基础上严格落实疑罪从无原则。


  (一)无罪推定应当入法


  受犯罪控制单核式传统诉讼理念的深远影响,有罪推定思想一直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并演绎出一系列悖离司法规律和刑事诉讼原理的执法办案模式,如以口供为中心的办案思路、由供到证的取证方式、虚假的印证证明模式等,这些有罪推定的孳生物最终必然酿成冤错案件。


  聂案即为典型例证。从最初的破案到侦查终结,该案侦查的全过程几乎都是在有罪推定的指导思想下完成的。例如,关于侦查机关的破案过程,该案的再审判决书中明确指出,“聂树斌被抓获之时无任何证据或线索指向其与康某被害案存在关联”,仅因其疑似群众所反映的骑蓝色山地车可能有流氓行为的男子,而直接被侦查机关锁定为康某被奸杀案的犯罪嫌疑人,不得不说是有罪推定思想的体现。此外,侦查机关的取证方式同样遵循有罪推定的逻辑。聂案的再审判决书明确指出不能排除侦查讯问过程中指供、诱供的可能。“聂树斌曾经供述自己本来想不说,后在办案人员‘劝说和帮助下说清整个过程’;聂树斌供述偷花上衣的地点存在随证而变的情形;一些笔录显示讯问内容指向明确;参与现场勘查的办案人员曾称被安排到讯问场所与聂树斌核对案发现场情况等,故不能排除存在指供、诱供的可能。”[23]此案正是以有罪推定思想为指导而异化形成的口供中心主义办案模式。与此一脉相承,在此案中,相关媒体有罪推定的报道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94年10月26日,《石家庄日报》在第二版刊发了一篇题为“青纱帐迷案”的报道。该篇报道中明确记载:“经审查,此人叫聂树斌,……拒不交待其他问题。干警们巧妙运用攻心战术和证据,经过一个星期的突审,这个凶残的犯罪分子终于在9月29日供述了拦路强奸杀人的罪行……”[24]正是在有罪推定的思维模式下,有关机关和媒体早早将聂树斌烙上强奸杀人犯的标签,此后的程序又补强了侦查程序和媒体的有罪认定。


  与有罪推定相对的无罪推定原则,在现代法治国家一直被视为刑事诉讼的基石和王冠明珠。[25]《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2款的规定一般被视为无罪推定原则的国际通行含义,即“凡受刑事指控者,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无罪推定不仅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同时也是包括国家司法机关在内的公共机构在追诉犯罪过程中所应当恪守的一项基本义务和责任。[26]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历经两次修改后吸收了无罪推定的部分内容和精神,但客观来讲,我国法律层面的相关规定仍未呈现该原则的全部内容,更未对无罪推定原则本身作出明确规定。[27]


  为彻底革除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有罪推定错误观念,夯实制度防范冤错案件的思想根基,在摒弃有罪推定的同时,还应当从观念上对无罪推定有客观的认识与评价。“作为一个国家,在错误观念没有得到改变之前来修正我们的制度是非常艰难的。然而,改变了相关的错误观念后,我们能够大幅减少冤案,并在这一过程中创造一个更加安全的国家。”[28]有些观点将无罪推定与国家性质“捆绑”,将其与传统刑事政策“实事求是”对立。“封建社会采取有罪推定原则,资产阶级针对有罪推定,提出了无罪推定,我们坚决反对有罪推定,但也不是西方国家那种无罪推定,而是以客观事实为依据。”[29]“我们反对有罪推定,但也不是西方国家的那种无罪推定,而是实事求是地进行侦查,客观地收集有罪或无罪、罪轻或罪重的各种证据。在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以前,我们不称被告人是罪犯,但也不是说他没有罪或者假定他无罪。如果假定他无罪,那么侦查机关对他进行侦查、采取强制措施就没有根据了。因此,我们的原则是实事求是地进行侦查。”[30]我们应当认识到,无罪推定是一项兼具诉讼技术层面与法律层面的基本人权保障制度,其本质上仍然属于一种法律拟制,并非关乎国家性质的诉讼原则,亦与“实事求是”、“客观事实”并不冲突,“其目的是解决裁判生效前程序中被追诉人的主体身份和应享有哪些诉讼权利问题,并不直接关乎证明标准”。[31]随着“依法治国”和“人权保障”的入宪,以及我国《刑事诉讼法》两次修改对相关诉讼原则、制度和规则进行的确立和完善,再结合近年来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以及一系列冤错案件的纠正,可以说我国在立法上确立无罪推定原则的时机已经成熟。考虑到该原则调整关系之基础性、重要性,故建议将其同时写入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此外,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制度配套,确保无罪推定原则真正落到实处。例如,在确保口供合法性与自愿性方面,可探索完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法治化路径,建立符合我国当前实际的有限沉默权规则,同时可探索确立律师在场权,逐步实行对所有案件讯问过程的全程同步录音录像。


  (二)落实疑罪从无原则


  无罪推定的落脚点之一是疑罪从无。疑罪从无,通常而言是指虽然已有相当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有重大犯罪嫌疑,但是综合全案证据仍未达到法定的有罪证明标准,尚无法确定被告人就是真正的罪犯,因而基于人权保障理念以及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对被告人作无罪处理,以避免冤错案件的发生。[32]


  最高人民法院在聂树斌案再审判决书中予以明确:“聂树斌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存疑,且不能排除指供、诱供可能”,“原审认定原审被告人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强奸妇女罪的主要依据是聂树斌的有罪供述,以及聂树斌的有罪供述与在案其他证据印证一致。但综观全案,……聂树斌被抓获之后前5天讯问笔录缺失,……聂树斌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合法性存疑,有罪供述与在卷其他证据供证一致的真实性、可靠性存疑,本案是否另有他人作案存疑;原判据以定案的证据没有形成完整锁链,没有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也没有达到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的定罪要求”。[33]由上可知,聂树斌案再审改判无罪,正是对严格落实疑罪从无原则所作的最强有力的背书。


  疑罪从无原则作为刑事诉讼领域的一项基础性原则,其价值功能不仅限于审判环节实现个案司法公正的直接意义,同时亦有利于在普遍意义上统一刑事裁判基准,突出审判职能的中心定位,以充分发挥对刑事审前程序的制约和引导作用,有利于从源头上提高案件质量,有效防止冤错案件。


  鉴于此,两高三部于2016年出台的《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证据裁判要求,没有证据不得认定犯罪事实。侦查机关侦查终结,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都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按照裁判的要求和标准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因此,欲实现疑罪从无原则的落地生根,需将其纳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中予以同步推进,以进一步强化坚决贯彻疑罪从无原则对审前程序之制约与引导功能,切实防止“起点错、跟着错、错到底”的局面再次发生。[34]


  贯彻疑罪从无原则,要求完善与之相关的配套保障机制。鉴于疑罪从无兼具司法理念、诉讼原则以及裁判规则三重含义,因此,相关配套保障机制的完善亦应当突出立体化架构,即应当以宏观层面的刑事政策、司法体制改革为基点,同时将中观层面的诉讼制度、证据规则之改良作为着力点,并辅之以微观层面案例指导制度之完善,从而在整体上推进疑罪从无原则真正落到实处。鉴于前文已对上述配套保障机制中的部分内容作过相应的评介,故不再赘述,在此仅就刑事政策之调整以及案例指导制度之完善进行简要阐述。


  疑罪从无原则与公正、文明、理性、平和的刑事政策相辅相成。一方面,良善而又平和的刑事政策是贯彻落实疑罪从无原则之基础;另一方面,疑罪从无原则的贯彻落实反过来亦对良善而又平和的刑事政策具有重要的形塑作用。我国近年来纠正的冤错案件中大部分均发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严打”时期,“从重从快、从严打击”成为了当时刑事政策最主要的特征,[35]这也是导致刑事司法实践中诉讼过程失衡、权力异化且缺乏制约的根本所在。因此,在“严打”的刑事政策下,强调人权保障和法官自由心证的疑罪从无原则无法发挥其自身的价值和功能。鉴于此,有学者指出,对刑事政策进行再调整,使其在归于平和化基本特征之基础上,兼具“轻轻重重”与“严而不厉”的双重属性,应当是实现疑罪从无的突破口。[36]


  疑罪从无的适用依赖于法官的严格司法,就其过程而言本质上系法官自由心证的一种外化体现。但是,目前我国对于法官自由心证的形成缺乏相关的指导与约束机制,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亦导致疑罪从无在司法实践中缺乏适用基准,可操作性大打折扣。笔者认为,通过完善我国当前的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可为疑罪从无所存在的上述适用问题提供解决路径。具体而言,最高人民法院可选取典型的疑罪从无判决作为指导性案例在全国发布,进一步完善指导性案例中的裁判说理机制,突出法官对于“罪疑”自由心证的形成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建立诉讼化的指导性案例生成机制以及法律解释机制”,[37]从而为疑罪从无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提供基准和参照。正如有学者所言,判例的累积有利于达成丰富而精准的裁量共识,而这亦是严格落实疑罪从无之关键所在。[38]


  四、刑事再审启动程序的完善:救济本位的回归


  聂案自2005年进入公众视野直至再审改判无罪,十多年来一直备受社会关注。漫长的诉讼经历致使申诉人及社会公众的期待长期空悬,这也直接引起社会各界对于我国刑事再审程序尤其是再审启动程序的质疑和反思。


  刑事再审程序具有特殊的功能定位。有学者曾言:“如果说司法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作为特殊救济程序的再审程序则是维护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39]鉴于再审程序功能的发挥首先取决于再审程序的启动,因此,从这一角度考察,再审启动程序的完善便成为了纠正冤错案件、维护司法公正、健全人权保障机制的“重中之重”。


  然而,遗憾的是,我国的刑事再审启动程序以权力信任哲学为制度构建基础,[40]以纠错功能为定位,存在着启动主体设定不科学、诉权保障失位、审查程序正当性不足、启动标准失范等问题,致使再审启动“基本依赖于真凶出现或者‘亡者归来’,否则启动再审将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41]鉴于此,应立足于我国当前的刑事司法实践,在促成刑事再审程序回归救济本位之基础上,逐步实现启动模式的转型,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从权力垄断型转向诉权保障型、从程序闭合型转向程序正当型、从标准失范型转向权利优先型。


  (一)从权力垄断型转向诉权保障型


  “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是我国刑事再审程序长期秉持的价值理念。受此定位影响,我国的刑事再审启动程序渗透着浓重的权力垄断色彩,有权启动再审的主体仅为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而权利人的申诉并不必然引起再审程序的启动。因此,我国的刑事再审程序就启动特征而言,体现出较强的“职权启动性”而非“诉权驱动性”。


  我国关于再审启动程序的主体范围分为直接启动主体和间接启动主体。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均是可以直接引起再审程序启动的主体。其中,人民法院在发现原判确有错误时,有权直接、单方面启动再审程序;人民检察院在发现原判确有错误时,亦可通过抗诉权的行使直接启动再审程序。而对于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等与原审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权利人,我国《刑事诉讼法》将其定位于再审程序启动的间接主体,即权利人的申诉只有在符合特定条件时,人民法院才会启动再审程序。[42]


  客观来讲,上述关于将法院作为直接启动主体的制度设计,确实曾经在我国的法制发展进程中起到过积极作用,[43]但是从遵循司法规律以及保障人权的角度出发,由法院直接启动再审程序的规定不仅无法契合当今关于再审程序的多元化价值定位,而且亦不符合国际司法潮流。[44]对此,有学者认为,由法院主动启动再审,不仅违背了控审分离、审判中立的基本原则,也违反了“不能自以为非”的诉讼规律,严重破坏了生效裁判的权威性和稳定性。[45]还有论者基于我国《刑事诉讼法》未确立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为切入点,从人权保障以及法的安定性与公正性之间的平衡角度出发,认为我国当前的刑事再审程序由于缺乏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指导而造成再审程序启动的多重困境,诸如反复的申诉、缠诉、多次重审以及申诉立案难等,最终导致再审的价值功能难以实现。[46]鉴于此,针对法院依职权而直接启动再审程序的问题,笔者认为,由于当下我国纠正冤错案件的形势依然严峻,人权保障机制尚不健全,故应当立足于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在探索建立分类再审机制的基础上,适度保留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的权力,即法院可直接启动的再审范围仅限于对原审被告人有利的再审,从而取消其不利于原审被告人的再审启动权。


  此外,针对检察机关通过行使抗诉权而实际成为再审程序启动主体的问题,考虑到检察机关在我国是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笔者建议,应当区分具体情形区别对待:一方面,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权,保留检察机关有利于原审被告人的再审抗诉权;另一方面,对检察机关不利于原审被告人的再审抗诉权加以严格限制,即原则上检察机关不可再针对不利于原审被告人的情形提起再审抗诉,但为保护重大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除外。同时,对检察机关不利于原审被告人的再审抗诉效力作出调整,即明确规定此种再审抗诉权本质上属于再审申请权,与权利人的申诉权并无二致,仍需由法院予以审查后决定是否启动再审。此外,为更好地保障申诉人的合法权益、切实防范与纠正冤错案件,可探索建立检察机关办理重大、疑难、复杂刑事申诉案件的异地审查机制,以进一步规范并完善检察机关申诉审查权与再审抗诉权的行使。[47]


  对于申诉的效力,笔者认为,一方面,基于再审程序的功能定位,我国现行法律关于申诉不能直接启动再审的规定无疑是合理的;但在另一方面,则需指出,申诉虽不能直接启动再审,但其本质上仍是权利人行使诉权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必须给予充分的重视和必要的保障。而在我国相关立法与实践中,对申诉行为的性质和效力长期缺乏准确的定位和全面的认识,“致使权利人的申诉与一般意义上的‘来信’、‘来访’并无实质差别”。[48]这使得申诉非但难以启动再审,甚至申诉本身能否立案、受理都成为问题。


  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聂树斌母亲张焕枝自2005年开始申诉之路,前两年因为无法提供原审判决书,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河北高院”)一直拒绝受理。2007年,从被害人家属处获得原审判决书后,张焕枝依次向河北高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然而,河北高院仍然拒绝受理。此后,2007年11月5日,张焕枝收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寄来的信函:“张焕枝:收到你对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一案的申诉材料后,根据我院关于分级负责处理申诉案件的规定,已函转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处理,请你与该院联系。此复”。[49]仅从上述信函的形式及内容上看,无法判断其是否属于法律文书性质,因而更无从得知法院是否已经实际“受理”张焕枝的申诉。自此之后,直至201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异地再审前,河北高院一直未能作出最终的申诉审查决定。


  鉴于此述,笔者认为,我国立法应当在认可再审申诉权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法院对再审申诉的立案、受理程序,特别是明确法院对再审申诉进行审查和受理的期限以及对相关处理决定的告知义务,以强化申诉权的保障,推动刑事再审启动程序从权力垄断模式向权利保障模式的转型。具体而言,建议立法规定:对权利人的申诉,法院应当在十五日内审查完毕。经审查,符合申诉受理条件的,应当决定立案审查,并书面通知申诉人;对于不符合申诉受理条件的,应当说服申诉人撤回申诉;申诉人不予撤回的,应当决定不予受理,并书面通知申诉人。当然,申诉案件的立案和受理还只是启动再审的初步环节,在此环节加强申诉权的保障尚不足以为权利人提供全面而充分的救济,申诉案件立案后的审查及其中的权利保障亦很关键,容后文详述。


  (二)从程序闭合型转向程序正当型


  申诉案件审查程序(又称申诉审查程序)是我国刑事再审启动程序的核心内容,因其肩负着审查原审判决是否符合启动再审的标准,因此对于再审程序的启动具有决定性作用。而且,考虑到再审申诉的诉权性质,申诉审查程序理应被形塑为兼具正当程序与权利救济的双重载体但遗憾的是,我国的申诉审查程序无论在制度层面亦或司法实践层面均呈现出明显的闭合性特征,程序的正当性严重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申诉审查主体设置不科学;二是申诉审查的过程缺乏参与性。


  第一,关于申诉审查的主体。根据我国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一般案件,申诉审查以终审法院审查为主,以第一审法院和终审法院的上一级法院审查为辅。其中,上一级法院可作为申诉审查主体的情形仅限于案情疑难、复杂、重大。对于死刑案件的申诉,可以由原核准法院直接审查处理,也可以交由原审法院审查并报原核准法院审查处理。[50]就其本质而言,我国当前以终审法院作为主要申诉审查主体的制度设计,具有明显的行政化内部审查色彩,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程序。这样的制度设计不仅违背了审判中立的诉讼原理,同时也造成法院的角色重叠,违反了自然正义所要求的“任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这也是导致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申诉审查与再审启动关系异化的根源之一。聂案就是典型的例证。河北高院作为终审判决以及死刑复核的裁判主体,由其来复查聂树斌案件,难以为公众所信服。而河北高院超期复查且长期无果,亦凸显了上述制度设计的弊端。鉴于此,201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将聂树斌案指令由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山东高院”)异地复查,开创了我国再审启动程序异地复查制度之先河,亦促成了聂案的正义转向,因而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和普遍赞许。[51]因此,我国立法需要对申诉审查的主体进行调整。笔者建议,取消由终审法院及第一审法院作为审查主体的规定,改为统一由终审法院的上一级法院负责申诉审查,上一级法院也可以指令终审法院的同级法院审查。在案情特别重大、疑难、复杂时,可提请最高人民法院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既可自行审查,也可指令与终审法院同级的异地人民法院予以审查。


  第二,关于申诉审查的参与性。我国立法对申诉审查的程序并未进行具体规定,对申诉人、代理律师等能否参与审查程序没有作出明确规定,而在司法实践中,我国的刑事再审启动程序具有明显的权力垄断、程序闭合等特征,法院在审查程序中表现出严重的行政化倾向,致使申诉审查的过程和方式异化为法院系统内部的工作流程,与正当程序所要求的公开、公平、公正相差甚远。加之权利人的诉权定位不明确,权利人及其律师的有效参与机制以及独立、自由表达意见的保障机制尚未建立,共同导致其诉讼主体地位在刑事再审启动程序中难以彰显,进而更加恶化了刑事再审启动难的实践困境。聂树斌案即是如此,聂家人的申诉经历异常艰难,让我们深刻感受到刑事再审申诉审查程序中所存在的“痛点”。[52]但与此同时,聂案的后续发展,尤其是山东高院在异地复查过程中通过保障律师阅卷权、举行听证会等方式,对申诉审查的过程以及审查方式进行诉讼化改造,为我们提供了程序改良与制度创新的“样本”,具有很好的法治示范效应。[53]


  鉴于上述,笔者认为,当前应当对申诉审查程序进行诉讼化改造,确立申诉人及其代理律师的有效参与机制以及诉讼权利保障机制,使申诉审查程序回归司法程序本位。但需要指出的是,申诉不同于上诉,申诉审查程序也仅仅是决定是否启动再审的先决程序,其本身也不等同于再审,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审判程序,由此也决定了,申诉人及其代理律师对申诉审查程序的参与范围和程度不可完全比照审判程序中当事人、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对审判的参与,而应适度。据此,笔者建议立法规定,法院对申诉案件进行审查,应当听取申诉人及其代理律师的意见。


  (三)从标准失范型转向权利优先型


  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以“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为指导思想,在制度设计以及司法实践层面长期落人片面追求实体真实主义的案臼,致使权利救济、司法权威乃至司法公信力全部让位于对事实真相的发现,从而偏离了再审程序制度发展的现代化轨道。[54]上述弊端在我国刑事再审启动程序中表现尤甚。具言之,我国刑事再审的启动程序具有明显的标准失范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再审启动的标准过高;二是启动事由宽泛且未作类型区分。


  首先,关于再审启动的标准问题。案件是否符合启动的标准是我国再审启动前复查程序的主要对象。我国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在再审程序的启动事由方面有所拓宽,但是关于再审程序的启动标准问题几乎未有改变,均采用诸如“确有错误”、“不确实”、“不充分”等确定性表述,[55]即无论是在申诉再审的复查程序中,亦或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前,均应首先“确定无疑”地查明原审判决在事实认定或者法律适用或者定案根据(指主要证据及其相互印证关系)上确有错误,否则将无法启动再审程序。这种“以再审启动程序之名”行“再审程序之实”的制度规定致使再审启动标准过高,不仅与启动程序的基本定位相悖离,同时亦造成启动程序与再审程序之间内在逻辑的混乱,致使再审程序被虚置,案件后续进展呈现出明显的结果单一性,即案件一旦启动再审程序,一般均会被改判。由此可见,“启动程序中心主义”已成为真正制约我国当前再审制度发展的“瓶颈”。


  “启动程序中心主义”违背了刑事诉讼原理,忽视了再审启动证明标准与再审认定错判证明标准之间应有的阶梯递进性关系,[56]不仅加剧了我国实践中再审程序启动难的困境,更致使再审程序应有的权利救济功能难以发挥。[57]以聂案为例,原审河北高院自2005年至2014年在长达近乎十年的时间里始终复查无果,不仅与上文所述的“审查主体设定不科学”有关,同时亦与再审启动标准过高有直接关系。而且,这一问题同样给山东高院的异地复查造成过困惑。根据媒体的报道,2016年3月7日下午,有记者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山东团开放团组会议结束后,曾专门就聂树斌案为何四次延期复查一事采访过时任山东高院院长白泉民。白院长当时表示,之所以“四次延期”是因为按照法律的规定,只有在原审判决必须达到确有错误的情况下,才能启动再审。[58]不过,值得肯定的是,聂树斌案在后续的发展进程中,尤其是山东高院在依法作出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启动再审程序决定时,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依法决定再审时,二者对于再审启动的标准问题有了更为科学、更符合诉讼规律的认知,实现了由“有错才纠”向“有疑即纠”的观念转变,有利于再审程序人权保障功能的发挥,这一点从相关法律文书中即可窥之。[59]


  其次,关于再审启动事由宽泛且未作类型区分的问题。一方面,我国《刑事诉讼法》242条规定了因申诉而应当启动再审的五种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375条将其扩展为九种情形,同时第376条规定四种情形下均可认定为“新的证据”。[60]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试行)》7条亦规定了应当再审的九种申诉情形。尽管上述法律、司法解释对于再审启动事由的规定较之1996年《刑事诉讼法》进步明显,但是相关词语的使用和表述方式仍然存在笼统、抽象、缺乏操作性的问题,如“新的证据”在具体情形下如何准确界定,“证据不确实、不充分”应当如何理解,“适用法律确有错误”、“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究竟指哪些具体情形等等。另一方面,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未对再审程序的启动事由进行类型划分,即没有从再审事由是否有利于原审被告人的角度进行区分,更没有在分类基础上建构与之相对应的再审主体及具体程序。


  综上,欲实现我国刑事再审启动模式从“标准失范型”转向“权利优先型”,笔者建议,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完善:第一,首先应当从观念上强调再审程序的制度价值应当以人权保障、权利优先为第一要义,进而实现从“有错才纠”向“有疑即纠”的理念转变,即申诉材料或新证据如果能破坏原有的定罪证据体系,使案件达不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即应启动再审程序。基于此,建议可将再审启动标准中的“确有错误”表述改为“确有错误可能”,以降低再审启动的证明标准,切实改变“启动程序中心主义”的现状,促使再审程序真正回归制度设计的核心之位。第二,考虑到当前我国的司法实践,建议将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纳入我国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范畴,合理吸收该原则的精神内涵,突出再审程序中的人权保障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对刑事再审启动事由中的相关概念进行明确界定,同时对再审启动事由从是否有利于原审被告人的角度予以类型划分。在划分为有利于原审被告人的再审情形与不利于原审被告人的再审情形的基础上,合理借鉴域外的相关立法经验,进一步划分事实认定错误的再审和适用法律错误的再审。[61]此外,还应在再审事由分类的基础之上,对相应的再审主体以及具体程序的设计予以改良,以促使我国的刑事再审程序真正回归现代化、法治化的发展正轨。


  五、刑事再审程序之规则适用:法律溯及既往问题


  当前我国对于法律溯及力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实体法学和法理学领域,尤其刑法从立法层面对刑事实体法之溯及力问题进行了明确规定,为刑事司法实践的有序进行提供了方向指引。与刑事实体法领域不同,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对于程序法之溯及力尤其是新旧刑事诉讼法之适用问题的研究几近空白,而且制度规范层面亦对此付之阙如,既无法律层面的原则性规定,亦无具体的司法解释可循。进人21世纪以来,尤其是十八大以后,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形势下,我国陆续纠正了一批刑事冤错案件,这些案件均具有案发时间久远、持续时间长、社会关注度高、影响重大等特征。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自1979年颁布实施以来,已历经1996年、2012年两次修订,因此,在冤错案件的再审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刑事诉讼法如何适用、应当“从新”还是“从旧”的实际问题,而这一问题在聂案2015年的异地复查听证会上以及2016年的再审过程中更是展露无遗。一种观点认为,聂树斌案并非错判,审查的标准应当以当时所适用的1979年《刑事诉讼法》以及1983年《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等为依据。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刑事再审程序应当适用现行2012年《刑事诉讼法》,并应以此为依据评判聂树斌案是否系错判。[62]因此,亟需对刑事诉讼法之溯及力问题予以厘清。与此同时,如果相关案件涉及到办案人员追责问题,同样涉及适用何时的追责条款问题。鉴于此,下文拟结合聂案的相关内容,对刑事再审程序中新旧法的适用问题以及相关人员追责规范的适用问题进行探讨。[63]


  (一)刑事程序法之再审适用:从新兼有利原则


  应当说,“实体从旧、程序从新”是诸多国家或地区在刑事诉讼法的时间效力问题上所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例如,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4条规定:“在进行刑事案件的诉讼时,适用有关诉讼行为进行时或有关诉讼决定作出时有效的刑事诉讼法律,但本法典有不同规定的除外。”又如,法国新刑法典第112条规定:“新法的即行适用对依据旧法完成之法律行为的有效性不产生影响。”再如,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施行法”第2条“程序从新原则”规定:“修正刑事诉讼法施行前,已经开始侦查或审判之案件,除有特别规定外,其以后之诉讼程序,应依修正刑事诉讼法终结之。”[64]程序从新原则在刑事诉讼法领域兼具三方面的含义:第一,新法施行后对于其生效前已经依据旧法而终结的诉讼程序不发生法律效力;第二,新法施行后一般而言只适用于其生效后开始的诉讼程序;第三,新法施行后,对于依据旧法已经启动但尚未终结的诉讼程序,应当适用新法,但是之前已经依据旧法而完成的诉讼行为,其效力不受影响。[65]


  刑事诉讼法之适用采“从新原则”而不采实体法之“从旧”原则,是由二者的调整对象不同决定的。刑事实体法以犯罪行为为调整对象,而刑事诉讼法的调整对象是当下正在发生的刑事诉讼法律关系,具体而言是指控辩裁等各方诉讼主体当前正在进行的某项诉讼程序或者诉讼行为。因此,调整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刑事诉讼法从新适用的根本属性。此外,相较于静态单一化的犯罪行为而言,刑事诉讼法所调整的诉讼程序与诉讼行为处于不断的动态发展过程中,这也就决定了刑事诉讼法的时间效力不仅不同于刑法,而且新旧刑事诉讼法之适用复杂程度亦要远超刑法之适用,这也是造成刑事诉讼法被误认为具有溯及力的重要原因所在。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从法理层面而言,法之溯及力是指“具有溯及力的法律把过去的法律事实的后果纳入它的管辖范围并因此影响这些后果”。[66]换言之,判断新法是否具有溯及力并不在于其是否对于生效前行为能否适用,而在于其适用于生效前行为后是否会改变该行为此前的法律效力,而这才是界定新法是否具有溯及力的核心和关键所在。结合上述关于刑事诉讼法从新适用的内涵来看,其首先强调新法对于生效前已经终结的诉讼程序不发生法律效力,而且所适用的诉讼程序就本质而言均系其生效后才开始或正处于进行中而尚未终结之时,而此时适用新法是由刑事诉讼法作为程序法而言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因此,从这一角度而言,刑事诉讼法从新适用既不是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之例外规定,也不是对法不溯及既往之否定。相反,刑事诉讼法从新适用原则可被视为对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一种特殊体现和自然延伸。


  关于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中新旧刑事诉讼法究竟应当如何适用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当在坚持刑事诉讼法从新适用原则之基础上兼采有利于原审被告人的原则,即应当确立“从新兼有利原则”作为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中刑事诉讼法时间效力的基本原则。


  首先,刑事诉讼法从新原则是刑事再审程序中的“从新兼有利原则”的适用基础。以聂树斌案为例,该案从案发到再审改判无罪时间跨度极大,期间既涵盖了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实施,同时也覆盖了1996年和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两次修改,而且两次修法在诉讼程序、诉讼行为以及证据规则上变化较大,因此,聂树斌案的再审究竟应当如何适用《刑事诉讼法》,成为困扰我国刑事诉讼的实践难题。笔者认为,聂树斌案的决定再审以及再审审理程序均应当根据前文所述的刑事诉讼法从新原则,首先适用现行2012年《刑事诉讼法》之相关规定。这是因为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聂树斌案的再审决定以及进行再审审理和相关程序,均发生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生效后,属于新法生效后开始的诉讼程序,因此当然适用新法。[67]


  其次,再审期间,对于原审中相关证据以及再审期间新证据的证据能力、证明力之评价,以及对其他实体性证据规则的审查判断,均应本着有利于原审被告人的原则从旧法与新法中选择适用。具体到聂树斌案,笔者认为,对相关证据之评判以及其他实体性证据规则之运用等,均应适用更有利于保障原审被告人之合法权益的2012年《刑事诉讼法》,而非1979年《刑事诉讼法》。[68]这是由证据法之特有属性以及再审程序的价值功能所决定的。一方面,“虽然证据法属于广义上的程序法,但是证据规则并不完全仅具有程序属性。证据规则作为衔接实体法与程序法的桥梁,直接体现程序的公正性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实体权利的实际享有”。[69]另一方面,刑事再审程序虽然兼具保障人权、维护司法权威、纠正错案等多重功能,但是人权保障应当成为我国当前法治状态下刑事再审程序的首要价值和功能定位。[70]鉴于此,笔者认为,针对再审程序中的证据规则适用问题,应当本着有利于原审被告人的原则在旧法与新法中作出选择,以确保准确、及时地纠正冤错案件,从而推动保障人权的宪法任务得以真正落实。[71]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刑事再审期间,对于原审程序以及此前原侦查、审查起诉等诉讼程序与诉讼行为之合法性进行评价应当适用1979年《刑事诉讼法》以及当时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而非1996年、2012年《刑事诉讼法》。这是因为聂树斌案自1994年案发至1995年被执行死刑这一时期,系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生效实施期。因此,对原办案机关诉讼行为合法性之评价亦应当以行为时之法律予以评价,而不得以1996年和2012年《刑事诉讼法》予以评价,否则不仅违反禁止事后法原则,同时亦是对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悖离。聂树斌案再审判决书中记载,最高人民法院在再审审理程序中,对原办案机关相关诉讼行为之合法性评价的法律依据是1979年《刑事诉讼法》、1979年《公安部刑事案件现场勘查规则》、1987年《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及1991年《公安业务档案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上述法律规范属于“旧法”范畴,原办案机关的相关诉讼行为已依据上述旧法而完成并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在再审审理程序中,最高人民法院依据旧法对其进行评价,具有合理性。


  (二)错案责任追究之法律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


  对原审办案机关工作人员进行错案责任追究,离不开刑事再审程序中对案件相关情况的评判,尤其对于原审办案机关诉讼行为之合法性评价,是启动错案责任追究程序的前提条件。鉴于对错案责任进行认定以及追究同样亦是办案,[72]其调查程序与追责结果直接涉及相关责任人的实体权益,故笔者认为,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对原办案人员诉讼行为之合法性评价应当严格遵循从旧兼从轻原则,即原则上应当以行为时法即旧法作为其合法性评价之依据,而不能以评判时之法即新法为依据,除非新法认为相关行为不是违法行为时,或者认为相关行为之违法程度低于旧法的评价时,可适用新法之规定予以评价。


  此外,即使在认定原办案机关相关的诉讼行为是违法行为后,亦不能直接对其进行追责。相应的追责程序同样应当按照“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实施,即按照行为时关于如何具体追责的法律规定进行,如果旧法没有规定相应的责任情形,或者新法所规定的法律责任轻于旧法时,应当按照新法进行追责。


  客观来讲,错案责任追究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其中不仅涉及对于错案的界定、认定错案的依据、构成错案责任的必要因素以及错案责任豁免等具体问题,而且学界以及实务部门对于当前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上述问题仍未形成共识,相关的制度规范中亦无科学、明确的条款可循。此外,我国司法实践中一系列潜规则的客观存在,对司法权依法独立、公正行使造成了实质性的影响和干预。因此,笔者认为,对错案责任进行追究应当依法、审慎为之。具言之,应当严格遵循“从旧兼从轻”以及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73]根据案件具体情形以及相关责任人之主观过错、行为性质、损害结果等对原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进行责任区分,同时对追责程序进行诉讼化改造,增强其正当性基础,进一步强化被追责人的权利保障,并根据司法公开的要求,将错案责任追究的进程和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避免在错案追责过程中造成新的错案。[74]

【注释】


[1]参见单晓玉:《陈光中:聂树斌案应当载人史册》,财新网http://china. caixin. com/2016-12 -02/101022284. 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3月22日;丁咖:《人民法院报评出2016年度人民法院十大刑事案件》,中国法院网http://www. chinacourt. org/article/detail/2017/01/id/2508918. 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3月22日。


[2]沈德咏:《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载《人民法院报冲013年5月6日,第2版


[3]2013年6月,公安部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刑事执法办案工作切实防止发生冤瑕错案的通知》(公通字[2013]19号);2013年8月,中央政法委出台《中央政法委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中政委[2013]27号);2013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关于切实履行检察职能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的若干意见》;2013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法发[2013]11号)。


[4]张建伟:《以审判为中心的认识误区与实践难点》,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5]参见左卫民:《审判如何成为中心:误区与正道》,载《法学》2016年第6期;汪海燕:《庭前会议制度若干问题研究—以“审判中心”为视角》,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6]马云龙:《一案两凶:谁是真凶》,载《河南商报》2005年3月15日,第1版。


[7]央视网:《央视首次披露“聂树斌案”十年调查诸多细节》, http://www. china. com. en/legal/2016-12/10/content_39890252. htm,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3月22日。


[8]杨海:《王书金:卡在死刑复核的日子》,载《中国青年报》2016年12月7日,第10版。


[9]李显峰:《山东高院5名法官看守所提审王书金》,载《京华时报》2015年3月16日,第18版。


[10]汪海燕,同注5引文。


[11]参见陈永生:《我国刑事误判问题透视—以20起震惊全国的刑事冤案为样本的分析》,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4期。


[12]关于对中共中央1979年第64号文件内容的评介,具体参见李雅云:《中国法治建设里程碑式的党的文件—纪念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25周年》,载《法学》2004年第9期;汪海燕:《刑事诉讼法律移植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2页。


[13]在佘祥林案件中,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之后,荆门市委政法委召开了由荆门市法院和检察院、京山县政法委和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的协调会议,决定对佘祥林判处15年有期徒刑,从而导致了“亡者归来”冤案戏剧性的发生。在案件纠正后召开的“湖北省政法工作座谈会”上,荆门市委政法委认为佘祥林“杀妻”冤案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其中第一项就是“要深刻汲取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指导、协调、督促政法部门开展1一作,支持、监督政法部门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14]汪海燕,同注12引文,第103页。


[15]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后,最高人民法院周强院长指出:“要正确处理好党的领导与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关系。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是党作为一个整体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决不能以党委决定改变、代替司法裁判,更不能包办、代替司法机关对具体案件作出处理”具体参见周强:《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载《人民日报》2016年11月22日第6版。


[16]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后,最高人民检察院曹建明检察长指出:“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定期听取司法机关工作汇报,确保司法工作正确方向。党委对司法工作的领导,首先是管方向、管政策、管原则。各级领导干部要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带头遵守法律,带头依法办事,不得违法行使权力,更不能借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之名对司法工作进行不当干预。”具体参见曹建明:《各级党委应当支持和保证同级司法机关对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依法进行监督》,载《人民日报》2016年11月23日,第6版。


[17]参见汪海燕:《论刑事庭审实质化》,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18]聂树斌案再审判决书中所列明的九大问题是指:“一、聂树斌被抓获之时无任何证据或线索指向其与康某被害案存在关联;二、聂树斌被抓获之后前5天的讯问笔录缺失,严重影响在卷讯问笔录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三、聂树斌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存疑,且不能排除指供、诱供可能;四、原审卷宗内案发之后前50天内证明被害人遇害前后情况的证人证言缺失,严重影响在案证人证言的证明力;五、聂树斌所在车间案发当月的考勤表缺失,导致认定聂树斌有无作案时间失去重要原始书证;六、原审认定的聂树斌作案时间存在重大疑问,不能确认;七、原审认定的作案工具存在重大疑问;八、原审认定康某死亡时间和死亡原因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九、原办案程序存在明显缺陷,严重影响相关证据的证明力。”具体参见北大法律信息网:《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案再审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刑再3号,http://www. pkulaw. cn/case/pfnl_1970324845630525. html? keywords=聂树斌%match = Exact,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3月22日。


[19]彼时最高人民法院尚未统一收回死刑复核权,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授权的规定核准聂树斌死刑聂树斌案一审判决书、二审判决书中的判决理由均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具体参见北大法律信息网:《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案一审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1995)石刑初字第53号,http://www. pkulaw. cn/case/pfnl_1970324845630533. html? keywords=聂树斌%match=Exact,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3月22日;北大法律信息网:《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案二审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1995)冀刑一中字第129号,http://www. pkulaw. cn/case/pfnl_1970324845630534. html? keywords=聂树斌&match = Exact,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3月22日。


[20]我国现行《宪法》第135条和《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21]沈德咏主编:《严格司法与诉讼制度改革: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策论》,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52页。


[22]同注17引文。2017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其中第四部分虽对证据认定规则作出了进一步的细化和完善,但并未确立实质意义上的直接言词原则或传闻证据规则。


[23]北大法律信息网:《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案再审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刑再3号,http://www. pkulaw. cn/case/pfnl_1970324845630525.html? keywords =聂树斌&match = Exact,最后访问时I间2017年3月22日。


[24]撰写此篇报道的正是当年侦办聂树斌案的侦查人员之一。具体参见人民网:《河北高院:聂树斌案仍在复查工作难度大》,http://legal. people. com. cn/n/2013/0320/c42510-20847254.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3月22日。


[25]陈光中、张佳华、肖沛权:《论无罪推定原则及其在中国的适用》,载《法学杂志》2013年第10期。


[26]杨宇冠:《重论无罪推定》,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27]通常认为,无罪推定原则的内涵至少包括四要素:一是被追诉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证明责任;二是证明被追诉人有罪的责任由指控方承担;三是当指控方提出的证据达不到证明被追诉人有罪的证明标准时,不能确定被追诉人有罪;四是被追诉人在被审判机构依法确定有罪之前,其有权被视为无罪,任何公众部门不得预断其有罪。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所规定的“法院定罪权”、第50条规定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以及其他相关的条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精神,贯彻了无罪推定原则的一些基本要求,但其并非无罪推定原则的全部内涵,从立法意图、规范表述等方面亦与真正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原则存在一定的差别。参见陈光中主编:《〈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我国刑事诉讼》,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5-26页。


[28][美]吉姆·佩特罗、南希·佩特罗:《冤案何以发生:导致冤假错案的八大司法迷信》,苑宁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3页。


[29]顾昂然:《关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原则》,载《法制日报》1996年2月3日,第2版。


[30]胡康生、李福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


[31]汪海燕,同注12引文。


[32]沈德咏:《论疑罪从无》,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5期。


[33]北大法律信息网:《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案再审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刑再3号,http://www. pkulaw. cn/case/pfnl1970324845630525. html? keywords=聂树斌&match=Exact,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3月22日


[34]沈德咏:《论严格司法》,载《政法论坛》2016年第4期。


[35]同注34引文。


[36]“在诸多案外因素中,刑事政策是中枢:它影响着刑事司法,同时又属社会防卫体系的重要环节;它上接民情民意,又能反作用于民众的法治意识与认知水平,它还能下引侦查资源及技术的配置。因此,对其进行调整,将是实现疑罪从无的突破口。”具体参见朱桐辉:《案外因素与案内裁量:疑罪难从无之谜》,载《当代法学》2011年第5期。


[37]同注34引文。


[38]朱桐辉,同注36引文。


[39]陈光中主编:《刑事再审程序与人权保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页。


[40]关于权力信任哲学的论述,参见汪海燕:《刑事诉讼法律移植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8-101页


[41]李训虎:《刑事再审程序改革检讨》,载《政法论坛》2014年第3期。客观而言,就聂树斌案来讲,疑似“真凶”王书金的出现,对于聂树斌案从申诉到复查,从立案再审到最终改判无罪的全过程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聂树斌案同样属于依赖“偶然因素”的出现才得以最终平反的冤案件。


[42]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42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一)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二)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依法应当予以排除,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四)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五)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的时候,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43]“在革命战争年代以及历次政治运动过后的平反昭雪工作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过后,通过法院决定再审权,曾使一大批沉冤多年的错案得到纠正,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司法的信任,树立了法律的权威。”具体参见虞政平:《我国再审制度的渊源、弊端及完善建议》,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2期。


[44]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在其刑事法治中均将一事不再理或禁止双重危险作为诉讼程序的重要原则之一,强调刑事再审程序应当兼具保障人权、维护司法权威、体现程序正义等多重价值。然而,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以“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为指导理念,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过于强调单一化的纠错功能和追求实体真实的目标,不利于再审程序的启动以及多元化价值功能的形塑。具体参见汪海燕:《刑事诉讼法律移植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2页;王敏远:《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转型—以刑事再审问题为例的分析》,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5期。


[45]向泽选:《刑事再审程序启动权的归属》,载《人民检察》2005年第20期。


[46]卞建林、桂梦美:《启动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困境与出路》,载《法学》2016年第4期。


[47]据媒体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检察厅于2017年2月研究起草了《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案件异地审查规定》,明确提出对有重大冤错可能的申诉案件交由异地进行办理,以消除阻力和干扰,切实发挥检察监督的职能。据介绍,目前,该规定已起草了初稿,将在进一步征求意见和修改完善后出台具体参见新华网:《最高检官员:已研究起草刑事申诉案件异地审查规定》,http://news. xinhuanet. com/politics/2017 -02/10/c_129475023. htm,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3月22日。


[48]陈瑞华:《刑事再审程序研究》,载《政法论坛》2000年第6期。此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实施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在执行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中,即明确提出:“人民法院经审查,对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三条规定的申诉,按来信、来访处理。”


[49]刘长、赵蕾、习宜豪:《聂树斌案:河北复查十年,山东再来一遍》,载《南方周末》2014年11月25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106573,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3月22日。


[50]我国《刑事诉讼法》未对申诉审查主体作出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73条规定:“申诉由终审人民法院审查处理。但是,第二审人民法院准许撤回上诉的案件,申诉人对第一审判决提出申诉的,可以由第一审人民法院审查处理。上一级人民法院对未经终审人民法院审查处理的申诉,可以告知申诉人向终审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或者直接交终审人民法院审查处理,并告知申诉人;案件疑难、复杂、重大的,也可以直接审查处理。对未经终审人民法院及其上一级人民法院审查处理,直接向上级人民法院申诉的,上级人民法院可以告知申诉人向下级人民法院提出。”


[51]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异地复查聂树斌案,既是对民生民意、社会关切的一种积极回应,同时也是对司法文明、程序正义的一种坚定实践,因此能够为社会各界所一致认可。具体参见孙静:《法学专家建议设立冤错案异地再审制度》,人民网http://legal. peo-ple.com.cn/n/2015/1207/c42510 - 27895504. 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3月22日。卢建平:《聂案平反中的诸多第一次及其法治意义》,中国法院网http://www. chinacourt. org/article/detail/2016/12/id/2363457. 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3月22 日。刘婧、李强、荆龙:《程序创新+理念更新=正义“加速度”》,中国法院网http://www. chinacourt. org/article/detail/2016/12/id/2363322.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3月22 4。莫洪宪:《聂树斌案改判无罪的法治意义》,人民网http://opinion. people. corn.cn/nl/2016/1202/c1003-28921181. 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3月22日。


[52]据媒体报道,自2005年至2014年这十年间,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每个月都要在鹿泉家里和石家庄市里之间往返,但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等接待法院给她的说法十年不变:“再等等。”具体参见刘长、赵蕾、习宜豪:《聂树斌案:河北复查十年,山东再来一遍》,载《南方周末》2014年11月25日,http://www. infzm. corn/content/106573,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3月22日。


[5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案件复查过程中,充分保障代理律师的阅卷权,确保其能够完整复印、拍摄聂树斌案及与之紧密相关的王书金案卷宗。举行聂树斌案复查工作听证会也是一种有益的制度创新听证会邀请了专家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法院监督员、妇女代表和基层群众代表等广泛参与,检察院派员监督,法院官方微博全程图文直播,听证人员填写不记名意见表等做法,都体现了处理重大、复杂、疑难案件的法治思维和法治精神。具体参见莫洪宪:《聂树斌案改判无罪的法治意义》,中国法院网http://opinion. people. com. cn/nl/2016/1202/c1003-28921181. 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3月22日。


[54]陈光中、郑未媚:《论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之改革》,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2期。


[55]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204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一)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二)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四)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的时候,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242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一)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二)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依法应当予以排除,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四)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五)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的时候,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56]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刑事再审程序应当对启动再审的证明标准与再审认定错判的证明标准予以明确区分,二者处于不同的层级,前者对于证明标准的要求应当低于后者,这是符合司法规律和再审程序的内在逻辑与价值功能的。具体参见何家弘:《刑事错判证明标准的名案解析》,载《中国法学》2012年第1期。


[57]陈艳风:《刑事再审程序启动条件辨思—以“聂树斌案”为焦点》,载《广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


[58]泓翔:《山东高院回应“聂树斌案为何数次延期未再审”》,新华网http://news. xinhuanet. com/legal/2016-03/08/c_128781886.htm,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3月22日。


[59]最高人民法院在聂树斌案的再审决定书中记载:“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复查认为,原审判决缺少能够锁定聂树斌作案的客观证据,在被告人作案时间、作案工具、被害人死因等方面存在重大疑问,不能排除他人作案的可能性……建议本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并报请本院审查”由此看出,山东高院的上述复查决定表明再审启动标准正由“有错才纠”向“有疑即纠”方向迈进。


[60]《刑事诉讼法》第242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一)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二)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依法应当予以排除,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四)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五)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的时候,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75条第2款规定:“经审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决定重新审判:(一)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二)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依法应当排除的;(三)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四)主要事实依据被依法变更或者撤销的;(五)认定罪名错误的;(六)量刑明显不当的;(七)违反法律关于溯及力规定的;(八)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裁判的;(九)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61]同注46引文


[62]宋志军:《从旧与从新:刑事再审之程序法适用论》,载《政法论丛》2016年第4期。


[63]刑事实体法再审采用“从IL兼从轻”原则,已成为理论界及实务界的通识,在此不赘。


[64]瓮怡杰、许京文:《刑事诉讼法时间效力的程序从新原则》,载《人民司法》2016年第10期。


[65]何赖杰:《论刑事程序之程序从新原则—以刑诉法第三二三条修正为视角》,载(台湾地区)《刑事法杂志》第四四卷第三期,第110页。转引自瓮怡杰、许京文:《刑事诉讼法时间效力的程序从新原则》,载《人民司法》2016年第10期。


[66][德]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法律冲突与法律规则的地域和时间范围》,李双元、张茂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06页。


[67]从聂树斌案的再审决定书中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对聂树斌案再审的法律依据正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242条之规定。从聂树斌案的再审判决书中亦可看出,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审理程序的法律依据同样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245条之规定。


[68]有学者认为,在刑事诉讼中,处于后一阶段的同家机关对前一阶段国家机关相关诉讼行为的评价,其实暗含着两个方面:一是对前一阶段国家机关诉讼行为合法性之评价;二是对前一阶段国家机关收集证据的证据能力之评价。这是完全不同的两方面评价,因此,应当适用不同的标准和依据,即对于诉讼行为合法性之评价,应当以行为时法即旧法为依据;而对于证据能力之评价应当以审查判断时法即新法为依据,否则不仅不利于纠正冤错案件,甚至可能导致冤错案件永远无法得以平反,不利于公民个人权利的保障。具体参见瓮怡杰、许京文:《刑事诉讼法时间效力的程序从新原则》,载《人民司法》2016年第10期。


[69]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9页。


[70]正如龙宗智教授所言,法的安定性与法的公正性都是司法需要尊重的价值,但在不同的司法环境中对再审政策的把握应当有所区别。鉴于我国的司法传统以及当前的司法实践,法院不独立、不中立的问题依旧突出,司法公正状况远低于预期,因此,此时应当更注重法之公正性,进一步突出其通过纠正冤错案件以实现人权保障的价值功能具体参见龙宗智:《聂树斌案法理研判》,载《法学》2013年第8期。


[71]总体而言,刑事诉讼法制的发展更有利于实现人权保障,体现国家司法的文明与进步。尤其进人现代社会以来,正常情况下,新颁布实施的刑事诉讼法比此前的旧法更先进,这种先进性不仅表现在更便于各方诉讼主体参与刑事诉讼,同时亦表现在相关证据规则的制定和完善更加科学化,而且这种先进性更表现在对于公正审判、正当程序等价值的体现,以及对司法公正目标的追求方面。相较于旧法而言,新刑事诉讼法一般而言对于公民个人权利的保护也更加细致和周密。因此,有利于原审被告人的原则在大部分情形下,其实就是对新刑事诉讼法的选择适用。参见瓮怡杰、许京文:《刑事诉讼法时间效力的程序从新原则》,载《人民司法》2016年第10期。


[72]同注34引文。


[73]朱孝清:《错案责任追究与豁免》,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2期。


[74]同注34引文。

【作者简介】汪海燕,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文章来源】《比较法研究》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