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强调我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大趋势之下，强化我国民事诉讼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作为：

第一，尊重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理，夯实我国民事诉讼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诚然，法学知识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民事诉讼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并不是可以依照自己的主观臆想而随意推进的。法学知识体系的建构离不开人的介入、参与，是人对外部世界能动作用的结果，是对法律规范机制原理的揭示和阐释，法学知识体系本身也是一个由若干原理构成的体系。因此，构建民事诉讼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当以民事诉讼法原理为基础，并逐步发展和丰富民事诉讼的知识体系，但不能违背民事诉讼法律的基本原理。在此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民事诉讼价值追求与民事诉讼法原理、民事诉讼法学自主知识体系之间的关系。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追求是人们或社会对民事诉讼制度的理想和期望，学界称之为“民事诉讼制度的理想”。人们或社会对民事诉讼制度应当如何设置或建构总有一种期望，民事诉讼基本价值追求往往被认为是民事诉讼制度建构的直接要求。基于民事诉讼基本价值追求的主观性，人们常常容易忽视民事诉讼制度建构中民事诉讼法理论和知识的运用，容易将主观认识直接作为知识并认为主观认识就是知识体系形塑的方式。当下，我们特别强调知识和制度的创新，创新无疑需要知识增量，需要提升知识体系的自主性。我们不应否认创新对知识更新和推动知识增量的正向作用，但无论何种创新都应当遵循相应的原理。虽然法学领域中的原理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客观，但依然有其基本原理，这些原理反映了法律生成和运行的规律。

第二，继续加强对外国民事诉讼法学理论的学习和借鉴，促进知识转化，提升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建构我国民事诉讼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绝不意味着与国外法学知识的“断交”。一方面，对国外理论的学习和借鉴，可以丰富和发展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理论，并进一步将外国民事诉讼法学知识在吸收、转化之后，纳入我国的民事诉讼实践之中，使其接受我国司法实践的验证和评判。通过实践反复验证的认识就可能转化成为具有我国自主性的民事诉讼法学知识，为我国的司法实践所用。这就是我们经常提到并提倡的“洋为中用”。另一方面，作为人类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国外的知识、理论也会在各自国家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和丰富，因此我国对国外知识和理论的学习和借鉴也应当是持续不断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度的借鉴和知识的接受方面必须始终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强调知识体系的自主性既不是闭关自守，与国外的法学知识以及发展隔离，也不是完全靠自己白手起家建立一套绝对独立的法学知识体系，因为这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借鉴国外的知识体系为我所用，进而通过实践将其转化为具有自主性的知识体系无疑是最为经济、快捷的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方式。应当承认，近代以来，我国法学理论的发展与对国外理论的学习和借鉴是分不开的。这些通过学习借鉴并被转化的法学理论，就是转变为我们自己具有自主性的法学知识。例如，在民事诉讼法理论发展中，诉讼代表人理论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自主性。作为人类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脱离了与国外知识体系的联系，就不可能成为人类普遍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一个完全独立的话语和逻辑也无法为国外所理解和吸收，也就自然谈不上对人类知识体系有所贡献，对人类知识体系的发展有所作为，成为世界知识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构建，应当既重视解决中国问题、贡献中国方案，也应重视以中国为方法的研究，并将其纳入世界性的研究传统，使其成为世界性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注意的是，法学知识的自主性不能等同于法学知识的本土性。将法学知识体系自主性与本土性等同，就可能“将中国的法学理论研究和法学知识体系‘自我地方化’，‘自我地方化’可能诱发‘自我边缘化’的风险”。没有承继和借鉴国外法学理论的本土理论无法与国外法学理论对话、交流，必然导致“自说自话”，难以通过与国外法学理论的彼此交互作用，实现人类法学知识的增量和更新。

第三，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提升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所谓基础理论是指奠基该学科的基础原理、基本概念以及界定概念之间相互关系的知识体系。之所以主张重视强化基础理论研究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关系，是因为人们对基础理论了解越多，越有利于加工提炼司法实践中产生的认识和观点，将实践中新的认识和观点转化成为新的理论知识，从而实现自主知识体系的增量。反之，如果没有真正理解和把握相应的基础理论，就无法识别司法实践中的认识和观点对于知识增量的意义和价值，会错误地将社会的朴素需求与司法实践中的做法当作一种知识创新和知识增量。比较典型的情形是，人们对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认识。因为缺乏对判决效力这一基础理论的了解和把握，实践中存在将第三人撤销之诉误认为是他人权益诉讼救济的路径的情形；因为对诉讼主体基础理论缺乏全面正确的了解，在制度构建时不当地将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民事诉讼法既有的第三人制度挂钩，导致了司法救济路径和方法的混乱。正是由于我国民事诉讼基础理论研究的不足，我国丰富多样的实践活动无法有效转化为相应的知识，无法提升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

第四，完善民事诉讼法实践与理论互动的机制和方式，改善二者有效互动的基本条件。司法实践与理论互动对于提升法学知识体系自主性尤为重要，因为司法实践与理论的互动是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形塑的最主要因素和途径，而强化司法实践与理论的互动，需要坚持继续改革和完善裁判文书公开制度，坚持裁判说理，尤其是对于那些异于惯例的裁判更应充分说理。最高人民法院应鼓励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在裁判中援引相应的法学理论，做到裁判有理有据，如此则有利于化解当事人对裁判不利结果的不满情绪。裁判说理也是程序正义的体现。民事诉讼裁判需要增强对重要的程序问题处置的说理，以有助于在程序法理的知识层面实现司法实践与理论的有效互动。相对程序法而言，实体法领域法理与实践的互动更为活跃和公开。不得不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之所以始终滞后于实体法学研究的发展，主要是因为我国社会普遍存在的重实体轻程序、重实体正义轻程序正义的理念，导致在裁判文书公开中对程序内容的忽视，公开的裁判文书主要涉及的是实体裁判的结果，导致法官很清楚司法实践中的程序问题，但理论界却对这些实践程序情形无从了解；学术界对程序问题的了解多数情形下是通过偶然的个体路径完成的，这一现状决定了程序法实践与程序法理论难以有效互动，使得民事诉讼法学的贫困化成为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我们自然也就难言民事诉讼法学自主性的提升。

第五，关于自主知识体系与概念的话语表达的自主性问题。在论及自主知识体系这一话题时，有一个问题必须涉及，即关于话语的自主性与知识体系的自主性的关系问题。特定知识体系是由若干概念依照一定的逻辑关系构成的。概念的内涵又是通过一定的话语表达方式予以体现的。因此，知识体系必然体现为一定或特定的话语体系。话语作为概念内涵的表达形式相对于相应的知识体系而言更具有“地方性”；同样的概念内涵，不同话语表达会导致结果有所不同。特定话语的形成和定型是一个微妙和复杂的生成过程，会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例如表达方式的文化背景、表达方式的可接受性、表达方式的通俗性、表达方式的可传播性等。在这方面的一个典型的例证是诉讼中关于事实认定方式的语词表达。大陆法系国家通常将事实认定方式的原则表述为“自由心证”。这一话语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自由心证是对证据法定的“反叛”。“自由”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之时特别是法国大革命时代，无疑是最具有革命性的标志和口号，并居于法国大革命政治口号“平等”“博爱”之前。但在我国的语境下，这一表述则成为人们认识其真正内涵的障碍。

法学理论中各个概念的话语表达尽管存在差异性和“地方性”，但为了知识的交流和沟通，不至于使特定概念的知识内涵在传播中失真，为了确保知识运用的有效性，应尽量保持概念内涵的统一，避免“地方化”，坚持知识表达的统一性原则。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绝不是人为地、刻意地制造一套不同的话语表达体系。如果只是话语表达的不同而不能体现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就是对自主知识建构的严重误导，是一种“伪自主知识”。知识自主不是抛弃已有的能够正确表达相应知识内涵的概念话语。毋庸置疑，已有的概念常常是社会长期博弈竞争的结果。以民事诉讼法学为例，其概念不计其数，整个民事诉讼法学就是若干概念构成的体系。如诉权、诉、诉讼标的、当事人、当事人适格、证据能力、证明力、既判力、形成力、执行力等等。这些概念表达了特定的含义，是相应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这些概念的话语表达与法律体制与理论的承继借鉴以及实践有直接的关系，是不能被轻易改变或替换的。尽管有些概念、语词的字面含义可能与概念本身的含义已经大相径庭，有的也可能被人们赋予了新的含义，但在人们已经约定俗成的情形下，也没有必要对这些概念、语词强制更新。立法者即使强制对其更新，社会也未必能够认可。某一特定概念的语词表达方式的更新也是各种因素共同形塑的结果，不能强求。新的知识应有新的概念话语加以体现，没有知识增量时，没有必要强行以别样的话语对既有概念、话语进行替代；若如此，则只能搅乱人们的认知，导致知识体系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