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君

法国西北边境，欧洲陪都斯特拉斯堡，清澈的莱茵河潺潺流过。河边矗立着一座由两个巨大的圆柱体组成的摩登建筑，卓尔不群，傲视大千。但并不神秘，因为楼里的一切，从外面都能看到，大楼的墙壁和地板都是用玻璃建成的，标示着公开与透明。这就是在欧盟公民中享有盛誉，并令欧盟各国政府敬畏的欧洲人权法院。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日，８名英国人在欧洲人权法院欢呼雀跃，但被告席上的英国政府代表却垂头丧气。因为人权法院判决，英国政府向这８名英国人代表的伦敦希思罗机场周围居民赔偿２０亿英镑。事情是这样的，在伦敦最大的希思罗机场，每晚１１点至次日凌晨６点有１６班飞机起降，巨大的噪音使机场周围居民的睡眠受到影响。这些受害者将机场诉之法院，要求停止侵害，赔偿损失。但从地区法院到最高法院，都未打赢官司。国内讨不到说法，于是他们来到斯特拉斯堡，将本国政府告到莱茵河畔的这座玻璃大厦。果然乾坤扭转，他们得到了极为满意的判决。

此案只是欧洲人权法院受理的数千起案件中的普通一件。

欧洲人权法院与其他法院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专门受理公民状告政府的案件。不过得具备以下几个硬性条件：１．被控政府必须是欧盟成员国政府；２．所控事项必须是经过了被告国最高审级；３．在被告国终审判决作出后６个月内提起诉讼；４．有足够证据。在这几点之外，还有一个最根本的条件，即，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在原案中存在着侵犯人权的事实。所以它并不关注原案中的实体部分，不关注有罪无罪，不关注哪方胜诉哪方败诉，它只关注程序是否公正，是否侵犯了人权。所以它不对原审判决表态，也不会宣布撤销原判，但只要它一下判，就具有最高权威，被告国必须无条件执行。有时人权法院的判决客观上否定了原判，但那只是“捎带”的，并非人权法院的关注点。

欧洲人权法院实际上是凌驾于欧盟各国主权之上的“太上皇”，然而这个“太上皇”是他们自己主动请来的。欧洲人深受“天赋人权，人权至上”观念影响，早在１９５０年就签订并在１９５３年实施了《欧洲人权公约》，宗旨是保障公民权利，防止国家政权对公民构成威胁和侵犯。为将公约的规定落到实处，１９５４年成立了欧洲人权委员会，１９５９年成立了欧洲人权法院。当初，并非所有欧洲国家均承认这个超越主权的法院。至今，加入欧盟的一个硬性条件，就是承认人权法院及其判决。比如东欧国家和土耳其，极想加入欧盟，但国内人权状况不佳，如果加入欧盟，将来可能招致诸多麻烦。所以，欧盟与他们之间的入盟谈判，很多内容就是在人权问题上的争执。

独立的司法管辖权，是主权的当然组成部分和重要体现，承认欧洲人权法院，就意味着在人权面前，本国主权避让三分，即“人权高于主权”。这种理念对我们来说难以接受，但在欧洲人看来却不成问题。他们认为，国家是由公民组成的，国家权力是由公民“交纳”的，国家的任务是保护人民。但现实中国家不可能做到使每一个公民的权利都受到保护，甚至有时还会侵犯公民的正当权利。在此情况下，势单力孤的公民就应该有补救措施，以对抗国家强权。人权法院就发挥了这个作用，弥补国家之不足，监督国家之过错。

人权法院的法官来自欧盟各成员国，由欧洲议会任命。一旦出任人权法院的法官，他们即不再代表本国，而只代表人权法院。他们也不受本国政府的立场影响，以超然的独立审理一切案件。当选人权法院法官的人士，多是各国资深法官或名教授，业务和操守均属上乘。他们每届任期６年，每３年改选一半，可连选连任，年满７０岁者退休。现在，人权法院有法官４２人，另有１５０多名法官助理，协助法官工作。法官助理属于聘任人员，由秘书处管理。该院有一名院长，两名副院长，均由法官们自行推选，每届任期３年。内设四个分庭，每个分庭７个法官，轮流组成，但要考虑到不同法系和法域的平衡。

在程序上，所有来人权法院的投诉都在登记处登记备案，然后由法官助理组成的小组预审，看是否具备受理条件，同时通知被控国政府提供反馈报告。在对双方陈述的情况进行研究之后，３个月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案件受理之后，法庭往往先行调解，促使双方友好地解决。调解不成，即开庭审理。庭审采用控辩式，政府和公民处在平等的地位。合议庭的７名法官采用投票的形式表决，每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当事人如果不服，可向由１７名法官组成的大法庭（Ｇｒａｎ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上诉，但实践中上诉者很少。即便是政府败诉，也是无话可说，自动履约。虽然是异国他乡，几乎不存在“执行难”的问题。我们问人权法院的法官，如果败诉的政府拒不执行判决怎么办？答曰：那么它承担不起道义责任和形象损失，一个不履行法院判决的政府无法面对公众，所以事实上还没有哪个政府敢冒此天下之大不韪。

由于人权法院至高无上的威望，前来投诉的案件很多很多，而且逐年锐升。特别是近几年，每年递增１３０％，１９９８年投诉案件有５９７９起，２００１年就达１３８５８起。相对于投诉数量来说，真正受理的只是少数。但相对于法官数量来说，却是十分可观的。如２００１年受理９９３起，不及投诉数的十分之一，但平均到每个法官身上，即每人审理２３．６起。须知这些案件都是十分棘手的，耗时费力。如轰动全欧的英国妇女普雷蒂（本文撰写前已痛苦死亡）因得不到安乐死权利而控告政府案，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领袖厄贾兰因被判死刑而控告政府案，法国《世界报》为捍卫舆论自由而控告政府案等。除本国公民控告本国政府的案件外，还有外国公民控告欧盟国家的案件，如前南公民因科索沃战争受害而诉北约欧洲成员国案，米洛舍维奇因司法管辖权问题而诉荷兰案，阿根廷“马岛战争”中阿方死难将士家属诉英国并要求引渡撒切尔夫人案等等。这些案件牵涉到复杂的政治背景和法律冲突，连受理与否都煞费苦心，而审理起来就更加难上加难了！

人权法院对欧洲司法和人权保护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是一个案件的胜诉或败诉问题，而且经常影响到法律制度层面上的变革。官司打到人权法院，基本上是本国司法解决不了的问题，很多是本国法制缺陷的暴露。人权法院的裁判，往往促使一个国家制定、修改或废止某项法律。在这方面，丹麦商人赫歇尔案可谓典型。已有前科的赫歇尔因涉嫌洗钱而被警方拘留，但警方只有２４小时拘留权。２４小时之后，必须由法官批准逮捕，要么就得放人。法官拉瑟尔受理此案，认为赫歇尔犯罪嫌疑极大，批准逮捕。赫歇尔提出申诉，要求变更强制措施。然而第二次审他的还是拉瑟尔，自然是维持原判，继续羁押。从此之后，赫歇尔申诉４０多次，次次都是拉瑟尔，得到的都是维持原判的裁定。两年后，法庭判决赫歇尔有罪，刑期就是他的羁押期，所以宣判之日就是他服刑完毕之日。怒气冲冲的赫歇尔将拉瑟尔告到法院，但各级法院都判他败诉。最后，他来到了斯特拉斯堡。人权法院判决丹麦政府向他赔偿１０万克朗，不是因为他无罪，而是因为在漫长的诉讼过程中，他的权利受到了侵害。痛定思痛的丹麦由此作出立法，不许一个法官连续审理同一案件，缩短办案时限，禁止超期羁押，一起案件导致了一系列立法的诞生。欧洲国家的许多新锐立法，都是由人权法院的判决促成的，如变性人的法律承认问题，同性恋合法化问题等等。

这就是人权法院，无论是从人权保障来说，还是从法律监督和进步来看，它确有着独到的积极作用。

新闻来源: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