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洪亮
资料来源：中国民商法律网
德国法院主要分为联邦宪法法院，联邦最高法院(只处理民事与刑事案件)、联邦行政法院、联邦劳动法院，州高等法院、州行政法院等。在德国法上，严格意义上
的判例，是法院对特定法律领域或者特定法律问题的裁判。
在判例中重要的分类有持续性判例以及确定性判例，前者是指一个法律问题为不同的法院、长期以相同的方式所裁决。如果最高法院的法官有不同的观点，可以在附议中附加意见，可以为以后律师就类似案件提起诉讼提供希望；后者是指某类主管法院(比如行政法院)法官的确定不变的观点，但尚未上升为持续性判例。这些判例中的观点一般是最终审级法官的观点，但也有可能是下级法院法官的观点，比如在由于费用承担而上诉的情况下。
虽然德国不是判例法国家，但是，如果律师的观点不以持续性或确定性判例为根据，而是建立在不同观点之上，当事人的主张肯定不会得到支持。基于律师责任法的原因，律师是不会提出这样的诉讼的。否则，律师将面临着承担赔偿责任。
判例及其编撰体系
法院的判例一般按照法院类型(德国有所谓的通常性法院、行政法院、财税法院等)、法院类型、文件号、时间以及法律领域分类来排列。一般由哪类法院的第几审判庭审判的，也要标注出来。在联邦高等法院内部除了一般的审判庭以外，还有大审判庭，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审判庭对同一案件有争议，则由大审判庭决定，所以如果裁判由大审判庭作出的，则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但并不一定就是持续性判例或者确定性判例。
在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就一些它认为特别重要的民事裁判编辑成册，其中并不都是持续性判例或者确定性判例，但有可能逐渐成为持续性判例以及确定性判例。该民事裁判集(AmtlicheSammlungdesBundesgerichtshofinZivilsachen)被简称为BGHZ。在法学文献中引用，直接写上简称、卷数、页码即可，这使得法学研究中的引注变得较为简练。在联邦德国建立以前，帝国最高法院的判例也是很有意义的，专门有帝国法院民事裁判集(AmtlicheSammlungdesReichsgerichtsinZivilsachen)，简称RGZ。
除此之外，官方编撰的还有，联邦宪法法院裁判集、联邦劳动法院裁判集、联邦行政法院裁判集等等。
除了官方的裁判编撰集，还有非官方的裁判载录，比如新法学周刊(NJW)中，就有很多裁判及其评注。如果仅仅是判例，就标注法院名称，然后是刊物名称，然后是年份、页码。另外，比较有名的裁判编撰的杂志还有：《法学者报》、《德国法月刊》、《经济法杂志》等等。
判例编撰工作，决非易事，不仅要对案例的内容进行评价，而且还要按照特定的法律问题领域进行归类。在所编撰的判例前面，往往用一句话总结案件主旨，并指出相关法条，在案件事实与判决理由后，还常常会有一些名家的评论。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有评论的话，那么在引用时，就要首先标注作者名。
有些判例是没有被公布的，但也可以成为法学研究的对象，此时，引注法院的编号即可。
对判例的追踪，不仅可以逐卷查阅BGHZ等刊物，而且可以查阅民法典评注以及新版教科书，这些书对最新的判例发展，一定有详细描述，比较庞大而系统的评注有《慕尼黑民法典评注》以及《施陶丁格的民法典评注》。比较简练的学生版是尧尔尼希的《民法典》。另外，在Beck-online，http：//www.bundesgerichtshof.de等网站上
可以查到近期的判例，但这些并没有被专业整理过。当然，如果要查阅所有的判例，就要购买软件系统了，比如Juris系统。
判例及其编撰的意义
判例的意义主要在于渐进地、稳妥地、有理由地、有说服力地演进法律，法院在适用法律判案时，有时会顺应社会的变迁，会运用法官自由裁量权，对一些问题作出偏离现行法的裁判，但一个法官的意见或者一个法官群体(比如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意见)，是不能直接成为有相当于法律效力的规则的，而是要经过长时间的实践，并为法官共同体所讨论、承认，才有可能成为持续性判例以及确定性判例，成为所谓的“习惯法”或“法官法”，在时机成熟时，转变为法律规则，缔约过失制度的演进过程就是如此。
我国的法院裁判也被公布在诸如《人民法院案例选》等刊物上，但并没有所谓的持续性的判例及确定性的判例。其原因主要在于，司法解释的存在，使得许多规则通过准“立法”的方式，得以直接确立，而且，许多司法解释规则就是来源于一两个案例，就案例本身提出的问题，并不是通过对法院既有判例以及法官观点的长期观察来解决的。这样的规则很容易与其他法律规则构成冲突，很容易造成司法权的滥用。
这样的法律演进是快速的，但却是专断的，在实质上，法官的独立性也被否定了。而且，这样一来，判例本身的意义就难以存在了，所有的法院裁判，对法官或律师并不具有任何规范作用。
判例的编撰则建立了法学理论与实际联系的桥梁，使得百余年的有意义案例得到保存。有时，人们会惊叹，德国人口不多，为什么对法律发展有意义的判例或者有意思的案例会有这么多！其原因就在于一直延续的裁判编撰工作，裁判的编撰使得学术引用方式趋于简单化，从而减轻了引用的烦琐，维护了学术规范。法律领域以及问题的分类，系统地对法条逐条评注，并加上相关案例，方便了学习以及法律适用，也促进了法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