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动态
杨宇冠 李涵笑:论中国特色人权刑事司法保障的逻辑进路





   要: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与人权保障密切相关,明确人权刑事司法保障所遵循的内在逻辑是推动中国特色人权刑事司法保障体系构建的应有之义。从历史演进逻辑、我国不同时期司法社会效能的演变逻辑以及新时代司法发展逻辑中,能分析出人权保障与刑事司法的内在逻辑契合度。本文通过递进式的实践框架,从宏观上人权刑事司法保障制度化改革、中观上人权刑事司法程序公开化落实、微观上刑事诉权有效性保障三个层面入手,探析人权刑事司法保障逻辑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发展进路。


关 键 词:人权保障;刑事司法;人权刑事司法保障;内在逻辑;实践进路




        刑事司法与人权保障是密切联系的两个问题,“一个国家在刑事司法领域的人权保障水平是这个国家人权保障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这个国家人权保障的底线。”[1]保障人权作为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价值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并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以专节的形式对其具体内涵进行阐述。在立法层面,这一思想贯穿我国《宪法》《刑法》及《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范。要切实发挥立法中人权保障的精神内核,离不开刑事司法的救济和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人民群众通过司法程序不能保证自己的合法权利,那司法就没有公信力,人民群众也不会相信司法。”[2]而如何贯彻落实刑事司法中人权保障要求,既是一个深刻的理论命题,也是一个重大的实践命题。对这一命题的研究,是体现社会文明程度,维护司法公正,彰显为民初心的应然体现。为此,需要在明确新时代人权刑事司法保障精神内核的基础上,探究我国人权保障与刑事司法之间的内在逻辑,并对人权刑事司法保障路径提出可行性建议。


一、完善人权刑事司法保障的时代意义

        刑事程序领域作为同个人权利关系最大的领域[3],加强人权刑事司法保障,是人权保障在刑事司法领域的具体体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所提出的“促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的目标要求下,完善人权刑事司法保障具有其独特的时代意义。

(一)完善人权刑事司法保障是司法为民的集中体现

        坚持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权、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等各项权益,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4]。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是法律实施的重要主体,必须担负法律实施的法定职责,坚决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坚决整治以权谋私、以权压法、徇私枉法问题,严禁侵犯群众合法权益[5]。在刑事司法中保障人权,正是将立法所确认的民意付诸实施的过程,也是民意得到实现的过程[6]。     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明确规定了保障人民合法权利的条款。刑事司法权在行使过程中,民众作为刑事诉讼活动的参与者、监督者和关注者,既是刑事司法活动的受用方也是刑事司法权的源头,因此人民群众能否在每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是评判公正司法现实质效的根本标准。在与人民群众个人权利密切相关的刑事司法领域,通过完善人权刑事司法保障制度,有助于将抽象的“司法为民”概念具体化。

        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导下,各级司法机关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维护人民权益。2021年我国首部《法律援助法》经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其中明确规定了扩大刑事法律援助覆盖率,明确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等法律服务内容,以立法保障人民诉权。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保障公民正当防卫的权利,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角度回应人民群众关切。同时,检察机关坚持司法为民,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加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落实和监督,发布多批认罪认罚从宽的指导性案例为认罪认罚制度提供指引。推广公开听证制度,让公正以人民群众可感的方式实现。

(二)完善人权刑事司法保障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必然要求

        人权保障在中国特色刑事司法体系中具备其独有的价值。文化相对主义认为,“人权在哪里适用,就必须遵循当地的传统。”[7]这是由于人作为人权保障的主体,自身的身份认同感与人权保障的内在质效密切相关。中国人民在华夏文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熏陶下,其身份认同感以及对于人权司法保障的需求具备中国特色,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一环。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在司法活动中强调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这是司法改革的巨大进步,也是法律规范体系完备化在人权刑事司法保障方面的具体体现。同时,司法机关在党的十九大以来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8]这一价值追求,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推动公益诉讼发展,不断提高司法服务保障水平,构成了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可以预见,一个以人民为中心、以公正为生命线,以保障和发展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并由人民所掌握、所遵守、所运用的法治,必将得到全体人民的高度认同、广泛参与和全力支持,必将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无与伦比的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9]。

(三)完善人权刑事司法保障是中华民族人本文化的发扬光大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0]优秀的文化对于社会的发展,秩序的提升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力。早在中国古代就出现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11]、慎刑恤民等朴素的民本思想。在古代刑事司法活动中,也出现了一批被后世称为“明刑理”的官吏。据历史文献记载,汉和帝时期的张禹,就因“明达法理,有张释之风”被越级提拔授予廷尉之职[12]。又如曹魏时期的大臣高柔就因通晓律令、秉公执法而被史书称赞“明于法理”。早期的民本思想还体现在先贤的诸多论著中,包括管子主张的:“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13];孔子认为:“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孟子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说的“刑当罪”“赏不欲僭,刑不欲滥”[14]等。

        以人为本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体系的重要基础。刑事司法程序从古至今一直与民众权利密切相关,公权力通过何种方式降低其潜在的侵犯人权的危险性,保障司法公正性既是历史命题也是时代命题。在世界局势暗流涌动的当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有力驱动。具体到与人民权益息息相关的刑事司法领域,要实现维护人民权益的根本价值追求,离不开中华优秀人本文化和新时代人权刑事司法保障理念的融贯发展。我国的人权刑事司法保障体系的建立,是建立在中华传统人本文化基础上,以民本文化为人权保障的历史底色,结合新时代法治国家的新需求新理念而产生的。


二、人权保障与刑事司法的内在逻辑

       “司法活动具有特殊的性质和规律,司法权是对案件事实和法律的判断权和裁决权。”[15]刑事司法活动具有其特殊的性质和规律,要解读人权刑事司法保障的内在逻辑,需要把握人权保障在刑事司法中的历史发展脉络,梳理不同时期人权刑事司法保障的具体表现,明确新时代人权刑事司法保障的发展面向。

(一)人权保障思想的历史演进根植于刑事司法实践

        人权思想发端于古雅典时期,但彼时的人权更多是一种自然权利而非法律赋予的权利。早在欧洲中世纪时期,人权保障思想在司法体系中已有迹可循,1215年英国《大宪章》中第39条规定“凡自由民非经其同等之人依法判决和遵照国家法律,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财产、剥夺其法律保障权,或加以放逐、伤害、搜索或逮捕。”[16]英国法学家培根认为,该条是16世纪陪审团制度和司法程序的基础[17]。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使得自然法下人权保障的思想进一步传播,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明确提出“在政治宽和的国家里,一个人,即使最卑微的公民的生命也应当受到尊重。他的荣誉和财产,如果没有经过长期的审查,是不得剥夺的;他的生命,除了受国家的控诉之外,是不得剥夺的。国家控诉他的时候,也必定要给他一切可能的手段为自己辩护。”[18]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使自然权利保障思想以法律文件的形式正式出现在《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中,主张人民享有自然法赋予的诸如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等权利。在随后制定的美国《权利法案》中,以第4、5、6、7和8号修正案的方式阐述了不得无故扣押搜查或限制人身自由、禁止双重危险、公开公正审判、禁止酷刑和不人道的待遇和刑罚等刑事司法人权保障的规定,并成为美国《宪法》中人权保障部分的重要组成。

        20世纪中叶,国际上出现了现代人权法律保障思想。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序言中指出:“鉴于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的保护。”[19]在《世界人权宣言》的30条规定中,有约三分之一的条款与刑事司法的人权保障有关[20]。这种人权保障与刑事司法的紧密联系在1950年通过的第一部区域性人权保护公约《欧洲人权公约》中得以体现,其中第6条将公正审判权的内涵加以扩展,纳入无罪推定原则,同时确立了受刑事指控者所拥有的最低限度的人权保障[21]。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及政治权利盟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中以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际法的形式对刑事司法保障人权的思想加以明确3。1994年国际刑法学协会第十五届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刑事诉讼法中的人权保障问题的决议》在第1条即指明“人权保护应当在刑事诉讼程序的每一个阶段得到保障”[22]并在余下27条就人权保障的具体刑事司法措施进行规定。从上述西方国家国内法规定以及具有更广泛约束力的国际法规定看,公正审判原则、无罪推定原则以及正当程序原则等与人权保障密切相关的规定主要侧重点在刑事司法领域。

        在中华法系演进史上,尽管“权利”一词早在先秦时期存在,却并非法学概念中的“权利”,多带有贬义色彩4。西方社会提出的“权利”保障思想在我国古代社会主要体现为人本思想,并且与刑事司法密切相关。早在舜帝时期出现了对弱势群体的慎刑思想,提出“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的观念。直到19世纪中期,丁韪良(W.A.P.Martin)在把《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翻译成中文时,将“权利”这个古词来对译英文“rights”,从此以后,我国古代法的“权利”一词才具有与西方“right”一词相对等的意义。随后人权司法保障观点在清末法学家沈家本主持修律时被正式提出。《大清刑律草案》《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等法规中规定了民众参与和监督司法的途径,对被告人权利保护措施等原则和制度。这是我国近代法律史上人权保障思想首次在刑事司法领域相关法律中出现。在此阶段,人权保障相关的规定也多集中于刑事司法领域。

        纵观人权保障概念的演变发展史可以发现,人权始终与特定的阶级利益相关联,人权保障的普世价值寓于特殊主体的宣告中。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和政治文化体制也赋予人权保障不同的解释应用,这种差异性应用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体现的尤为深刻[23]。究其原因,在古代社会,保障人权是统治阶级巩固统治,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工具,在严酷的刑事司法中适当加强对弱势群体权利的保障无疑最能发挥人权保障对维护统治的应用价值。而在现代社会,刑事司法制度是国家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对抗和平衡所依靠的关键手段。保障公民基本权利、限制国家滥用刑罚权是现代刑事司法的根本价值追求。这种价值追求与人权保障中以人为本的思想的内涵相互呼应,使得人权保障的历史发展历程与刑事司法息息相关,并在不同历史时期体现出不同的发展历程。

(二)人权保障与刑事司法的社会效能有机联系

        刑事司法作为司法机构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展开的活动,是国家进行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具有动态变化的价值选择。我国刑事司法体系中人权保障的具体应用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展而动态平衡的,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具备不同的社会效能。

        随着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刑事诉讼法》的颁布,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从全党高度要求重视刑事司法,指出:“刑法、刑事诉讼法同全国人民每天的切身利害有密切关系,它们能否严格执行,是衡量我国是否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标志。”该文件首次界定了刑事司法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维护人民民主权利的重要效能。

        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初期,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推动个人在社会中的主体价值得到重视。1996年《刑事诉讼法》和1997年《刑法》这两次修法活动中,人权保障的相关制度如疑罪从无原则、检察机关的司法监督权、律师介入诉讼时间的提前、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障等在立法上得以确立。人权刑事司法保障的社会效能逐渐受到重视。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发展阶段,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完善诉讼程序,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的司法体制改革要求,并在党的十七大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时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纲。至此人权保障成为党领导下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本质要求。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确立为法律原则,是我国立法层面对党的系列指导思想的回应,也是中国特色人权保障思想正式被确立为我国根本法律原则之一的标志。

        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发展阶段,人权保障在刑事司法中得到更加具体的解释和应用。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是首部将人权保障这一宪法性原则加以落实的部门法。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不但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刑事诉讼法的基本任务,还在具体刑事司法制度上进行规定。例如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增加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的规定,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刑事强制措施设置严格的限制条件等人权保障规定,逐步将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有关律师辩护以及庭审实质化等规定落到实处。相比前两个阶段,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也推动了刑事司法的社会效能重心逐渐从打击犯罪转移到人权保障上来。人权保障与刑事司法的社会效能实现了有机统一,为党的十八大以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纵深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

(三)人权保障与刑事司法的新时代发展方向高度契合

        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了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24]。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下,刑事司法改革深入推进,包括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强化诉讼中当事人的各项权利的制度保障、完善羁押必要性审查等在内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成为这一时期人权保障在刑事司法中的鲜明体现。在此进程中,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也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进一步丰富发展。党的十九大结合理论和实践,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等基本问题,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擘画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时间表和路线图[25]。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完善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深入系统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作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决定,成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制度保障。随着“十三五”规划的收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要求“促进司法公正,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有效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促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26]。

        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离不开司法现代化和法治有力保障,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价值导向与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发展的方向高度一致,完善人权刑事司法保障体系是新时代全面贯彻依法治国,不断推进诉讼体制改革,保障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应然要求。有鉴于此,2020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中将“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作为权利保障的重要内容。切实加强对公民合法权益的司法保护,为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总的来看,从党的十八大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到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确立,人权保障在刑事司法中既有纵深化发展也有体系化创新。刑事司法顶层设计层面,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司法机关贯彻落实繁简分流的刑事政策,加强宽严相济理念的推进,保障公正司法的生命线,提高人民群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的满足度。在刑事司法运行机制层面,随着司法体制改革进程加快,司法体制配套措施改革也不断深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显著提高,法律援助全覆盖制度日益完善,正当防卫制度为社会公正保驾护航,人权保障成为刑事司法的重要遵循。人权刑事司法保障的种种改革举措兼顾历史承载和实践检验,是新时代刑事司法发展方向的制度映射和崭新实践。


三、有效实现人权刑事司法保障的实践进路

        刑事司法作为一种独特的刑事制度运行机制和社会系统,本身具有鲜明的实践属性,仅凭借完备的法律制定条文并不能充分发挥刑事司法独有的制度意义。研究人权刑事司法保障在实践中的落实路径是将人权刑事司法保障内在逻辑外化的价值体现。这种实践进路呈现出层层推进,自上而下的发展逻辑样态。

(一)宏观层面:人权保障原则的刑事司法制度化

        人权保障原则要切实发挥作用,首先面临的就是转化为切合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发展态势的问题。新时代我国的刑事犯罪结构、诉讼态势发生变化,诉讼法制发展面临新机遇和新问题。2019年我国检察机关受理起诉案件中轻罪案件比例明显上升,严重暴力犯罪从20年前的16.2万人降至2019年的6万人,社会治安环境向好,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有显著提升。刑事犯罪从立法规范到司法追诉发生深刻变化,2019年各级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刑事案件1774件,张志超强奸杀人案等重大冤错案件得到纠正。同时各级法院贯彻疑罪从无原则,依法宣告包括范太应在内的637名公诉案件被告人和751名自诉案件被告人无罪[27]。这些数据也印证了人民群众成为司法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和司法公正的感受者这一趋势。法律原则的基本价值在于其实践性,关于法律原则的探讨可以为实践提供指导性方案[28]。刑事司法作为法官或法律适用者实施刑事法律规范的活动,遵循着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的指引。但单纯依靠上述人权保障的法律原则难以规制司法实践,仍需要将其转化为司法实践中可以遵循参照的法律制度。从刑事司法角度出发,人权保障的法律原则可以从两大方面入手进行制度化改革和完善,形成人权刑事司法保障宏观层面的制度框架。

        第一,推动实现庭审实质化的制度改革。庭审实质化的核心是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应当在审判阶段通过庭审方式决定[29]。这一刑事司法制度早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已经被作为审判方式改革的目标被提出,但在随后的司法实践中并未得到较好的贯彻落实,庭审虚化问题一直较为严重[30]。因此在党的十八大后的司法体制改革中,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五部门发布的《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再次强调了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庭审实质化制度在刑事司法中的重要性。庭审实质化制度突出法庭审判的重要性,通过控辩审三角形司法结构在审判程序中查明事实真相,厘清问题争议并正确适用法律,是有效预防冤假错案,保障诉讼当事人权利的关键环节。

        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背景下,促进庭审实质化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等司法制度的衔接配合是实现庭审实质化的改革需求。形式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导致大量案件的工作重心向审前程序转移,法庭审判的工作量大大减少,轻微刑事案件普遍适用简易速裁程序,控辩式庭审方式受到一定程度挤压。但实质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庭审实质化制度的根本价值追求均是保障人权,无论是以检察官、当事人和辩护律师之间的协商模式还是以法官、当事人和辩护律师之间的三方制约模式,法院独立公正审判的地位并未改变。即使是经过认罪认罚的犯罪事实和量刑建议,依然需要经过法院开庭审理,并且法院有权对不恰当的罪名和量刑进行调整和变更。因此,认罪认罚从宽等司法制度并未动摇或影响庭审实质化制度的意义,从人权保障的角度出发,庭审实质化制度是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监督和制约。

        第二,加强刑事证据制度的构建。刑事证据制度是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原则的制度化映射。刑事司法活动中,证据是保障当事人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的主要载体。“人权保障的要求体现在证据制度方面,就是保障当事人和证人在证明过程中作证的自由,不被强迫作证或者承认有罪,以及被告人基于无罪推定原则所受到的一系列保护等等。”[31]目前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有关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定散见于刑事诉讼法和中央政法部门出台的相关规定中,相对于整个刑事司法领域而言较为零散和局限。从国内刑事司法的性质而言,刑事诉讼兼具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任务,但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冤假错案又折射出司法人员或司法机关在追求刑事司法惩治犯罪的目的时忽视人权保障的现象。归根结底,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由于缺少蕴含人权保障精神的刑事证据制度。构建刑事证据制度,就是要在打击犯罪的司法过程中,为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保障提供制度根据,以实现动态平衡的刑事司法活动样态。从国际刑事司法的性质而言,我国参加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等国际公约中均以较多篇幅强调了非法证据排除、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等刑事证据规则。我国作为国际公约的成员国,构建我国新时代的刑事证据制度,推动国际刑事证据准则进一步国内法化,也是我国应承担的国际义务。

(二)中观层面:刑事司法程序的公开化

        刑事司法程序是贯彻整个刑事司法活动始终的机制,是各项具体诉讼权利运行的土壤。我国刑事司法中的人权保障问题关乎刑事法律制度的严肃性、刑事程序运行的高效性、法治监督的规范性、司法公正性等诸多方面。司法活动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监管,则可能出现庭审形式化,有效辩护率低等问题,进而导致个人权利受到挤压和侵害。刑事司法程序公开化是人民参与司法,监督司法的前提。在刑事司法领域,司法程序的公开化主要体现为审前程序的公开、审中程序的公开以及审后程序的公开三个阶段。

        首先,对于审前程序公开化而言,与人身自由保护问题密切相关的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需要进一步完善其公开性。目前在我国刑事司法活动中,按照《人民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规定(试行)》的规定,仅享有建议权的检察机关可以公开审查相关案件的羁押必要性,但享有决定权的办案机关其羁押必要性决定作出时并没有相关程序公开的规定。程序的公开性是程序正当性原则下的必然要求。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审查公开化也是正当程序理论的要求。要切实保障人权,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公开审查程序应当设置在检察机关向办案机关提出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后。原办案机关在检察建议的基础上,组织涉案利害关系人、刑事执行检察官等以公开听证的方式听取意见,综合考量后作出是否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的决定[32]。

        其次,对于审中程序公开化而言,加强法庭庭审直播工作的建设是实现人民关注司法、参与司法,监督司法的有效途径。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最高法下发多部文件推动审判直播工作开展,并建立了中国庭审公开网作为官方直播平台。截止2020年底,我国庭审公开网累计庭审直播突破100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320亿。数据也反映出我国社会公众对于庭审公开化的巨大需求和参与司法的极高热情。但在推广庭审直播的进程中也要注意权衡庭审参与人隐私权等个人权利和庭审公开化间的冲突。2020年12月,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直播了一起侵犯个人信息案的审理。庭审伊始,公诉人为了核对被告的身份,念出了他的姓名和身份证号,这一做法引起不少争议。身份证号显然属于当事人隐私权的保护内容,在庭审直播中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直播录播庭审活动的规定》应当予以技术处理。这也反应出在扩大公众对于刑事司法的参与和监督权的审理过程中,司法机关以及人员需要及时调整思维,面临新技术手段,更加注重当事人的隐私权等合法权益的保障,要明确技术处理的范围和措施以及构建隐私权遭受侵犯后的救济和赔偿机制等措施,实现司法透明度和涉诉当事人隐私权保障的平衡。

        最后,对于审后程序公开化而言,一项重要体现就是刑事司法文书公开制度。刑事司法活动涉及的纠纷往往是公众社会生活中较为严重的法律纠纷,关乎涉案当事人最切身的法律权益,因此无论是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方还是被告人方对于案件的最终裁判结果以及裁判理由均给予了高度的关切和重视。据我国主要的裁判文书公开网站“中国裁判文书网”统计发现,截至2020年底相较于累计超过6900万的民事公开文书,刑事公开文书仅有980多万份。扩大刑事司法文书的公开范围,一方面可以帮助人民群众对公开的裁判文书的公正性进行监督评估,另一方面可以倒逼法官增强刑事裁判文书的说理性,成为制约法官裁量权保障人权的一种机制。

(三)微观层面:刑事诉权的有效保障

        人权保障从宏观层面的刑事司法制度规范,到中观层面的刑事程序设计,落实到微观层面具体的刑事司法活动中,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对所有诉讼参与人刑事诉权的有效保障。在具体的刑事诉讼过程中,人权实质上已经转化成诉权,成为对司法权的一种制约。实现人权的刑事司法保障,就要科学合理的重塑诉权与司法权间的合作机制,强化诉讼当事方诉权的表达途径。

        第一,落实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和值班律师制度。尽管我国对刑事辩护全覆盖和值班律师制度作出规定,但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由于认罪认罚从宽、刑事和解等程序的出现,诉讼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的诉权表达往往容易受到忽视,冤假错案产生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在此刑事司法框架下,辩护律师的作用更加突出。实践中部分值班律师因缺乏主动阅卷、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的源动力,对案件事实证据缺乏深入了解,仅就程序性问题和认罪认罚相关规定提供咨询,导致律师见证签署具结书流于形式,刑事案件的被追诉方在公权力控制下作出的认罪或和解的真实性和自愿性更加难以保障。因此,我国对于诉权保障的重点应当从刑事辩护全覆盖和值班律师制度推广的“量”上转移到刑事律师辩护全覆盖的“质”上。刑事司法机关要充分尊重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刑事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一方面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要充分保护律师的知情权、会见权和阅卷权,尊重和听取律师的辩护意见,对侵害上述权利的行为设置相应的惩戒机制和救济机制;另一方面也要明确值班律师的法律援助标准,提高值班律师的待遇,从而保证值班律师在提供法律服务时的积极性,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

        第二,重视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保障。在诉讼过程中,诉讼双方无疑是刑事案件的主要权利主体,但是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主体地位也应当受到足够的重视。我国目前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率还比较低,有学者统计“个别法院勉强能够到5%,多数地方刑事案件证人出庭率低于1%,有的基层法院法官,审了十年、二十年的案件,从未通知过证人当庭质证。”[33]这也造成来实践中一面纠正冤错案,一面又不断有错案发生的状况。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其他诉讼参与人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都享有相应的诉讼权利。这种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权模式一般适用于证人出庭、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和申请再审程序中。在这些程序中,以法律规范的形式明确证人在内的其他诉讼参与人必须出庭的案件类型、建立其他诉讼参与人出庭权利保障配套措施、完善相应拒绝出庭的制裁措施,对于其他诉讼参与人充分行使诉讼权利保障个人权利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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